资格权赋能与宅基地立体化高效利用

为了促进“上楼并居”,可基于资格权赋予农民充分自主建房的权能。这既符合历史上中国式城乡地权运行的理论逻辑,也符合农村宅基地运行的现实逻辑。以集体组织分类规划宅基地为前提,细化资格权“选择性行使”的三种权能(自由选择、按规划选择和按指定选择),构建资格权“牺牲补偿”机制,以激励农民共享宅基地,支持农民“自主建房”和“共享建房”,稳慎引导农民“上楼并居”,促进宅基地的空间立体化有效利用以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充分实现。

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

农地权利体系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和债权性农地使用权的权利体系。同时,由集体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征收征用补偿权、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和成员权、土地发展权等保障农地权利实现的权利。各项农地权利的运行机理以及法律救济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

新农村法制建设的进路——以农民主体性与主体地位为中心的分析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并未发挥出主体作用。农民主体性和主体地位的缺失,与农村法制建设缺乏农民主体性的视野,缺乏把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制度建设方向的意识和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新农村法制建设只有坚持"以农民为本",把农民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作为主线贯穿其中,着眼于农民主体性的提升和主体地位的获得,处理好农民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关系,并构建农民的利益代表、表达机制,利益参与、决策机制,利益救济机制,才能从法制层面促使农民作为最终解决农村困境的主体性力量发挥作用。

农民对宅基地产权认知情况及其差异——基于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

产权认知是农民对宅基地经济价值评价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除了对宅基地继承权认知方面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性外,农民在对基地所有权、处置权和抵押权方面的认知均有较大差异,且与现有法律规定有一定程度的相悖。对人口特征与产权认知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距离城镇越近的农户中,持有宅基地私人所有、可自由交易、可以抵押和不可抵押观念的比例越大;户主年龄越小,持有宅基地私人所有、可自由交易和不可抵押观念的比例越大;工作地点距离家乡越远的农户中,持有宅基地私人所有、可自由交易和不可以抵押观念的比例越大。最后提出应进一步加大对宅基地产权制度的宣传力度,加快对农民宅基地产权的确认工作。

商品房买卖中的债权与物权对规划许可变更的制约

针对房地产开发领域屡禁不止的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等问题,仅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整治规划许可变更的行政管理模式,不仅难以达到长效管理的目的,而且不利于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应考虑采取更具有宪政意义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商品房买卖中基于合同取得的债权是相对权,不能直接对抗规划许可变更;基于商品房买卖而获得的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可直接对抗规划许可变更,即便规划许可变更方案符合控规与规划技术标准,也只有在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达到"双重多数"票数后,方可进行规划许可变更。

宅基地使用权与房屋继承权的冲突探析

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但是根据继承法,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作为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是可以继承的,由此导致了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冲突与矛盾。同时,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又使我们不能放开宅基地使用权,使其自由进入流通领域。妥善的解决之道是应平衡房屋继承人继承房屋所有权的利益和集体组织对宅基地所有权的利益。"宅基地换房"模式是一个有益的探索,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冲突。

城市空间扩展中失地农民“种楼”的理性与维权——从“握手楼”景观到农民消极应对“城中村”改造的个案观察

"城中村"改造的个案发现,失地农民从"种楼"到消极应对地方政府的"城中村"改造实践,表明了农民生存理性的延续和经济理性的觉醒。城市空间的扩展并没有自然带来失地农民的市民待遇的提高,反而强化了失地农民的"种楼"欲望,"拆一还一"是失地农民支持"城中村"改造的底线,保护祠堂是失地农民维权的神圣"权杖","股份固化"是失地农民维权的制度基础,村民、外来务工人员与地方企业三者之间的"共生利益链"是"握手楼"难拆的市场支持。

浙江农村住宅现状及新型建筑材料应用情况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和对典型建筑进行现场测量,对浙江农村住宅现状及村民对新型建筑材料应用和认知情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之法律研究

物权法草案明确规定,农村村民经分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在本质上是属于土地使用权,将宅基地使用权规定为一类独立的用益物权形态,对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草案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单独转让,不得抵押,并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这就基本上禁止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创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对策

因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合理配置、减少浪费尤为急迫。现行法律对农村宅基地实行有限流转的做法已造成耕地被大量侵占、土地闲置浪费严重、集体及其成员利益受损等弊端。目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隐形市场"和许多地方创设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正逐步挣脱法律窠臼的束缚。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现实情景,扩大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放宽宅基地流转方式,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有偿、有期使用制度及强化产权管理、严格宅基地取得和特殊情况下的收回制度,实现土地资源"物尽其用"等,应是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进行有效应对之主要内容。

建筑物用益物权体系比较与建构思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对于是否规定居住权和典权发生了激烈的理论争议,但最终该法未能确立这两种用益物权,由此形成的"用益物权法=不动产法=土地法"这一等式内在的逻辑机理和规范意义值得反思。比较法的考察表明,建筑物用益物权体系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建筑物用益物权体系应包括建筑物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典权和长期房屋租赁权。

小产权房出路的法律思考——以天津市“宅基地换房”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初,土地制度的变革,使得集体土地的流转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小产权房也随之兴起。作为我国土地制度变革的产物,小产权房涉及到我国经济建设、土地和住房等诸多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房地产商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今年国土部表示将试点清除小产权房,这一决定无疑再次将小产权房推向了舆论尖口。笔者以天津小产权房的现状为背景,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而对于小产权房的处理,虽说理论界学者和各地方政府相继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笔者却认为小产权房的治理方式在"疏"而不在"堵",并通过介绍天津"宅基地换房"政策,试图探寻小产权房的新出路。

加装电梯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规则辨析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重要民生工程之一,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表决规则对该项目进程影响重大。“一票否决权”造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推进困境后,大多数地区将业主表决同意比例下调为“双三分之二”,《民法典》也修改了业主共同决定事项规则,影响了加装电梯业主表决同意比例。调整后的加装电梯表决规则有利于促进加装电梯进程,但在保护少数反对加装业主利益方面产生了新问题。为保障少数业主权益,加装电梯决议对少数业主专有权正当行使造成特别影响或侵犯少数业主合法权利的,应经该业主特别同意。对反对加装业主合法利益损失的救济和补偿,立法上应给予尊重和保护,完善业主撤销权,配套补偿细则规范。

上海郊区农民住房建设现状与“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研究

将建国后上海郊区农民住房建设划分为5个阶段,分别揭示了5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指出了目前沪郊农民住房建设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十一五”时期郊区农民住房建设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论“地随房走”规则中“占用范围”的界定

根据“地随房走”规则,房屋转让、抵押或查封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或查封。对占用范围的界定,应以被处分或查封的房屋面积与宗地上规划的房屋总面积的比例为标准,而不能以房屋实际占地面积、建筑占地面积或宗地面积为标准,否则会违背宗地与房屋的功能整体性,不能合理确定宗地权利归属,不能平衡当事人的利益,不能实现房地产的最大效用,也没有普遍解释力。采用前述的比例标准,符合我国城乡规划、房产管理、不动产登记等法律制度和行政规制情况,具有实践合理性。

商品房预售中与抵押权相关的权益冲突及其立法完善

对于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房地产抵押权的冲突,为平衡承包商与抵押权人的利益,法律可以规定承包商进行垫资的,双方应当就预期垫资款额进行强制公示性登记,该登记款额为承包商行使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最高限额。如果实际发生的垫资款少于该登记款额,则以实际发生的垫资额为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对于该范围内的优先受偿权应当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实现,而不论其发生的时间先后。

“十一五”上海郊区农民住房建设政策措施研究

依据上海市推进“三个集中”的部署,提供了“十一五”期间推进上海郊区农民集中居住住房建设的政策措施,指出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住房建设的切入点。

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的实现

"农民住房财产权"并非一种新型权利,而是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权利集合。《指导意见》中关于"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的相关规定既有突破性,又有保守性。"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倡导并不能直接破解农村房地产权抵押的固有难题,但有利于形成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解决上述难题。在宅基地使用权空间利用已蔚然成风这一现实背景下,应当以"必要住房财产权"和"剩余住房财产权"的区分去解决农村房地产权抵押的痼疾,去实现"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和流转。

农民住房转让制度的改革思考

住房是农民重要的家庭财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农民有转让其住房财产实现财富增加的需要,但现行政策限制农村住房自由转让,这不利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因此,文章对现行农民住房转让制度的困境进行剖析,论证农民住房转让的合理性,探讨如何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民住房转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强化中国城乡土地权利：整体性法律框架与政策设计

解决中国土地改革中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权利。应加强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权利,消除农民在法律和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加强农民对宅基地的权利,通过完善农村宅基地的法律与政策框架,规范农村宅基地转让的条件、程序、利益分配及产权。改善征地程序和补偿结果,在减少征地给个人和社区带来的困难同时,提高征地手段的效果和效率。加强城市土地使用权及其管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机制要求的城市地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