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ight Itself： A Meta-ethical Reading

Different from the elementary acceptability of the desirable good, the fight refers to the proper acceptability of the abhorrent evil caused by human action aiming at some good in its paradoxical structure due to the conflict of diverse goods. A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standards of human values, then, it has both the negative function to prevent unacceptable evils and the positive one to achieve permissible goods, and therefore can guarantee human intended existence against substantive destruction.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

试析诸善冲突的根源和意义

所谓"诸善冲突"是指在人们意欲的各种好东西之间存在着对立抵触。由于它导致了人们只有通过取舍选择才有可能以放弃某种善为代价实现另一种善,从而形成善恶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交织,结果就迫使人们不仅要诉诸善恶好坏的价值标准,而且还要诉诸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并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存在无法摆脱的内在有限性。

对错与善恶分别:道德的梯度及德育学辩护

从本体论意义视域看,与道德现象密切相关的“对错”与“善恶”问题属于道德范畴的不同梯度,二者有着明显区别。善恶与对错分别有其不同的内涵。“善恶”是价值相涉的关系判定,是价值标定的“普遍之维”;“对错”则是一种真假判定,具有工具性、功用性、历史相对性特征。不区分二者的异趣,定然难以把握道德的真确性及其本义。从德育学视角看,对错与善恶的混淆将导致德育涵义的扩展、德育边界的突破及德育实践功能的泛化。知性道德与品行道德、道德范畴与非道德范畴的混淆即是由对错与善恶混同遭致的德育泛化的具体表征。这必然殃及德育理论研究的规范乃至德育实践的成效。因而,对善恶与对错的梯度进行合理性辩护与探究,极具理论与实践意蕴。

也谈风景园林设计的标准

风景园林设计长期被业内外相关人士共认为缺乏评判标准,并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国家及地方相关行业规范或标准只能作为共同的约定和最基本的要求,无法作为评判标准。分析了新时期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发展的特殊性,通过与国内外建筑设计的对比,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国家及地方行业标准之外,应该重视并强调具较强客观性的“是”与“非”的评判标准,进而初步摆脱目前风景园林设计主观评判或无评判标准的困境。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制度正义语境下的道德自觉诉求——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道德理论解析

与罗尔斯用非自利的契约论来探求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正义性原则不同,斯坎伦关注的是"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即判定道德对错的契约论准则及其促成道德动机和给予道德行为理由的效力,从而以此为制度正义理论提供微观道德基础。在功利论与道义论相互对峙的道德哲学谱系和经济繁荣伦理紧张的现实境遇中来考量,斯坎伦把道德的根基建立在平等主体都无法合情理反驳的理由上蕴涵着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首肯,对人与人之间道德平等和对等的坚守,对人们相互承认及达成共识的期待,对彼此行动理由的合情理追问,为倚重于制度正义话语的伦理思考和当代人的道德自觉提供了独特灵感和智慧。

高职学生荣辱观教育的不同维度目标探析

高职学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世界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审美教育等多方面入手,从德育、智育、美育角度等不同学科角度出发,把学生培养成为“明是非、识善恶、辨美丑”的合格人才。

朱熹立法思想初探

朱熹有关立法方面的认识在其整个法律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律法精神上主张立法为公,在对待旧法的态度上坚持勇革弊法,在立法技术上力主行简易之法,在立法手段上认为应当“德礼刑政”综合为用。朱熹在立法领域的思想是比较丰富全面的,其中不乏值得我们今人借鉴之处。

无权处分制度的效力及其重构

无权处分制度因其内涵界定模糊以及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复杂被称为“法律上的精灵”。文章以无权处分在不同模式下的内涵作为切入点,分析无权处分制度的效力及其调整范围,提出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从保护第三人角度出发,根据交易相对人的主观状态,承认债权合同的效力。

“错误出生”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议——以国内司法审判现状为视角

错误出生是指孕妇在产检过程中,因医方责任导致孕妇产出缺陷儿的现象。鉴于错误出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和赔偿范围仍有争议,造成司法实务中“同案不同判”现象,影响司法公正及医患关系和谐。基于此,对错误出生案件请求权基础争议及赔偿争议进行分析,有利于完善立法,在实务中统一医疗机构责任认定标准,在法律规定中明确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避免“同案不同判”,从而维护司法公正。

本真之“情”--“良知”知“是”知“非”的内在机理与其普遍达成探析

阳明“心学”结穴为“致良知”。如何理解“良知”成为契入阳明“心学”奥义的机枢所在。学界多从西方哲学“先验”“本体”范畴出发诠释“良知”,本文则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语境——孝悌,指出“良知”的基质为本真之“情”。本真之“情”不仅能以“好”“恶”判断“是”“非”,还能将所判断之“是”“非”导向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至于对出于一己“好”“恶”之“是”“非”能否达成道德准则所需普遍的质疑,本文指出本真之“情”的本真性保证着一己之“好”“恶”同样具有道德准则所需的普遍。职是之故,一己之“好”“恶”亦能够担当道德准则之重任。

“人生意义”的元价值学分析——兼答“我是谁”的哲理问题

从元价值学的实然性视角看,"人生意义"首先取决于人们在展开生命的进程中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善,试图避免什么样的恶,然后取决于人们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各种不可兼得的善价值的主次定位做出了怎样的权衡比较和取舍选择,乃至最终确认了一条什么样的终极性人生正道,且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也要努力加以实现。与此相应,"我是谁"的谜底同样在于一个人遵循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围绕善恶是非的实质性价值内容展开的评判诉求和取舍选择。

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

孟子所说的"气"或"浩然之气",也叫"正气",是一种情绪体验,而"夜气"是一种比喻。这种情绪体验来自一种内在感受,即通常所谓"正义感",孟子谓之"是非之心"。这种内在感受来自一种关于是非曲直的直觉判断能力,这是孟子"良知"观念的涵义之一。这种直觉判断能力源于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通的是非观念,而这种生活即孟子所说的"居"、"养"。所谓"养气",就是在生活中自觉地培养这种是非观念以及相应的直觉判断能力、内在感受能力、情绪体验能力。

王阳明“致良知”与海德格尔“良知的呼唤”——基于耿宁对王阳明的阐释

对阳明心学的现象学研究,近年来主要是以耿宁为代表的胡塞尔意识现象学思路,但海德格尔的'良知呼唤'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更加契合。二者都致力于在人的生存中去寻求最原初的'良知',都是'知行合一'的。一方面,可以从海德格尔哲学生存论存在论层次来阐释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力量来源;另一方面,通过探究王阳明的'良知'何以是伦理道德的,可以窥探海德格尔'良知'概念中所隐含的伦理道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