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共在之勇是中华传统勇德发展的当代必然——论中华传统勇德塑造的历史逻辑及当代启示

“勇”本是一个中性概念,意为人之不惧的心理品质,与道德无涉,与善恶无关。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勇”逐渐被赋予了德性内涵,列入德目,上升为勇德。作为重要德目,勇德是德对勇的规限与勇向德的升华,是推动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生命力量。勇德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随着人的生存方式改变而改变,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不同的德性内涵。回溯历史,中华民族先后塑造了血气之勇、义理之勇和存在之勇三种勇德形态。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在长期和平环境与富足生活条件下,出现了国民血性不足、“娘炮”受宠、英雄被冷落、历史虚无等新问题,迫切需要一种融合血气之勇、义理之勇和存在之勇的共在之勇。共在之勇不是三种勇德形态的简单加总,而是对它们的批判、超越和创新。

“理”“礼”关联探析

从早期的字形构意来看,“理”与“礼”并无关系。从其本义来看,二者的关联在于其目的都是为了人之生存、生活。在生命存在的基础上,伴随着人之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人们开始考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和谐共处,以及思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不断思考中,“理”与“礼”通过“义”建立起联系,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概念。当“理”与“礼”摆脱了字之本义的束缚以及“义”这个桥梁而直接联系在一起,则标志着封建礼法制度的成熟。

论“在义为理”中“义”“理”的观念——以程朱为中心

“在义为理”出自《二程遗书》,是说天道在义中表现为理,但朱熹怀疑此句应是“在物为理”,后者出自《伊川易传》。比起“在义为理”,“在物为理”的说法似乎更符合常识和逻辑,物理与天命、人性并列看起来更合理。但其实,“在义为理”是说得通的。因为在程颐思想中,理、义是体用关系,理寓于义中,“在义为理”就是在用为体、由用显体。义是指行为的适宜性,理为心性之理,“在义为理”是说天理在处事之宜中表现为仁之性理。性理是天理在道德层面的表现,与天命、人性相贯通。“在义为理”与“在物为理”也具有相通性。

以“理”解“义”--朱熹以“心之制,事之宜”训“义”的理论意涵

义是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亦是朱熹哲学的核心关切。在朱熹解“义”的诸多论述当中,“心之制,事之宜”是一句极为关键的定义。“心之制”在性理的层面论义,继承了汉唐以“裁制”训“义”的传统,强调“义”作为性理所具有的刚断性;“事之宜”则是在事理的层面论义,延续了先秦以“宜”训“义”的方式,突出“义”作为事理所具有的恰当性。同时,二者之间还构成体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源头与根据,后者是前者的发用与实现。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原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原则不但是实行有效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还是重要的价值导向。综合起来看,主要的伦理原则有以下一些方面:“德”“得”相通与义利统一;整体至上与集体主义;公平合理与重视效率;精神提升与人伦教化等。

晚明新思潮在“三言”“二拍”中的体现

"三言""二拍"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晚明时期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思潮。它们体现了不耻言利,义利并重的义利观;体现了顺应人性,肯定欲望合理性的理欲观;体现了颂扬真情,倡导自主平等的婚恋观;也体现了重视自我,追求适意享乐的人生观。

晋商徽商衰落和浙商崛起的文化探因——兼对“韦伯问题”的回应

晋商徽商衰落而浙商崛起,深层原因值得深思。按照韦伯的文化说,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必定内蕴着特定文化支撑力。“合理财富观”是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所在。晋商徽商宗奉儒学,儒学长期奉持义利对立,与资本主义精神扞格不入,导致晋商“合理”不正,徽商财富观不立。浙商崛起的深层文化动力是浙学,浙学传统中,滥觞自王充求实精神,事功主义为财富观正名,阳明心学对“合理”重树标准,浙东史学肯定工商皆本,就此而言,浙学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天生契合性。这就是晋商徽商衰落而浙商崛起的深层文化原因。韦伯认为儒学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但浙学内蕴资本主义精神,只是缺乏外部自由条件。当近代商品经济劲吹自由之风时,浙商就一跃而起。某种意义上说,浙学加自由,这是浙商崛起的根本原因。

物欲幻想: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另一面

自文学产生以来的数千年里,人们心目中的文学向来都是超功利的精神产品,是以情感形式包裹着的思想与审美的文化艺术结晶,而不大愿意去思考产生文学创作冲动与传播动机背后的利益因素,故而对文学的认知总滞于最易见到的一面。本文意在于寻找文学研究被长久遗失的另一面:物欲幻想——富贵化幻想,着力从人性观、文学观、美学观三个层面,探讨文学的非精神因素及其与精神因素的关系:人的本质是在道义的培育中追求富贵、名利的最大满足,道义是实现富贵并使之合理而久长的伴生条件,文学生产与传播是物质与精神因素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结果,美是能满足人的物欲和精神幻想并产生快感的对象物。文学的另一面——物欲幻想——虽隐于文学精神层面之下,却是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动因。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探析

曾国藩乃晚清鸿儒、理学大师,不仅对自身"明理齐身"之修养极其重视,对家庭、家族成员之思想教育亦独具匠心。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传承中华民族孝悌仁义、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读书明理等儒家传统优秀文化思想,融汇了他的为学为人风格,以及对当时时代、社会之探索和独特见解。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其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完善价值取向是消除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

在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由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与腐败现象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社会急需的主流价值取向不能形成，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群己、义利、理欲等价值取向的论述，对现阶段消除腐败现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韩愈与布瓦洛理性主义文学观比较

学习古人是韩愈和布瓦洛文学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们之所以对古人推崇有加,是出于用道德理性治乱救世的社会理想。他们认为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是普遍人性中的共同现象,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必须强调理性在人性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要重点突出理性的制衡作用。韩愈的“文以明道”和布瓦洛的“爱义理”一样,都属于理性文学的范畴。

论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义”观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从儒家思想的“理”“义”萌芽,到与马克思主义的“理”“义”合一,再到“理”“义”创生出的当代价值,李大钊建党思想处处彰显“理”“义”之意,也正是对“理”“义”概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李大钊建党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石。

江苏泰兴方言贬责义构式“VV的人Vp”——兼论泰兴方言“VV”式的功能分化

江苏泰兴方言“VV”式由单音节动词重叠而成,其后可带宾语也可不带宾语。泰兴方言“VV”式的句法功能主要是充当谓语和定语。“VV”式充当定语时,能构成“VV的人”或“VVN的人”名词性结构,具有指称性质,与前面的人称代词构成同位复指式结构。“VV(N)的人”能够充当主语,构成“VV(N)的人Vp”构式,其构式义为“说话人对某人在某个时间、某个场合做了不合适的行为的贬责”,构式义形成的理据为语境明示和基于百科知识和反预期信息的语用推理。构式的形成是由主谓句“SVVN”降级内嵌入另一个主谓句“SVP”而来。泰兴方言的“VV”式已发生功能分化,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有多种表现。

黄道周论君子小人之辨的四个维度

君子小人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直至宋明时期仍得到理学家的不断阐发。晚明大儒黄道周进呈于崇祯皇帝的《缁衣集传》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君子小人之辨,主要以人性中的好善恶恶作为出发点与立足点,从义利之辨、理欲之辨、公私之辨、名实之辨四个维度展开。他一方面肯定了在现实中选择道德行为时的好恶之难,另一方面则对君子所"应当"的伦理行为进行论证,认为应当坚定地奉行君子行为,提出君主在政治中应当与君子一道,亦即以贤良为辅助伴侣,体现了黄道周后期思想中经世致用的政治诉求。从性理的角度看,黄道周实际上是主张本性中好善恶恶的真实呈现,而极力反对人性被后天积习所异化。

唐律中的「理」－断罪的第三法源

唐律乃至唐令条文中，常见到「理」，就立法意旨而言，泛言其义者多。从唐律看来，「理」实是律、令（含格、式）之外第三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断罪依据，使犯人无所逃於天地之间。其义基本上仍须由先秦典籍，尤其儒家经典去理解，间参唐以前诸儒立论，因为这是当时人的基本教养与共识。浅见以为唐律中的「理」，广义指道理，狭义为义理。唐律本於礼，此处之礼，析而言之，具有三义：礼之仪、礼之制、礼之义；唐律中的理，大多指礼之义而言，尤其是礼所规范人际关系的义理社会价值。理不可为而为者即有罪，以此法意断罪，影响至明清律，是传统法制一大特质。但因「理」为抽象意义，具有不确定性，不免受到後人诟病。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