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银行下侧风险规避的第三方B2B平台激励策略研究

以电子仓单融资为例,基于银行下侧风险规避角度,研究联合授信和委托授信下当第三方B2B平台存在行为隐匿的道德风险时,银行对B2B平台的激励策略设计问题。研究发现:B2B平台的最优努力水平随收益分配比例、回购比例的增大而减小,随质押率、贷款利率、产品采购量、损失补偿比例的增大而增大;同时银行为规避违约风险,需设置质押率、贷款利率和贷款额上限及回购比例下限,并且银行最优收益分配比例与损失补偿比例、最优损失补偿比例与贷款损失率均成正相关关系。此外,随着B2B平台工作效率的提高,联合授信下最优收益分配比例将减小,最优损失补偿比例将增大,最终近似于委托授信下的最优损失补偿比例。最后给出数值分析。

公平偏好下科技保险风险补偿研究

打破“经济自利人”假定,将代理人公平偏好心理因素引入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合同。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平偏好倾向和风险厌恶对风险补偿合同设计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边际补偿系数随着保险公司公平偏好强度及委托人的风险厌恶系数的增加而递增,但随着保险公司风险厌恶程度增加而递减。当风险厌恶系数取值适中时,保险公司公平偏好的引入显著增加了合同的边际补偿率。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基于收益风险偏好视角

以2015-2017年发生高管股票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收益风险偏好和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倾向于在股价和内外部风险较高时减持股份;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强度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劣势不公平时二者呈倒U型关系,优势不公平时二者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得知,薪酬劣势不公平程度较大时,高管减持行为由收益追逐转为损失规避;薪酬优势不公平状态下,风险规避是高管减持的主要动因。

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刻画下的预防性努力投资决策

在对个体风险偏好的现有刻画下,一个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未必会投资更多的预防性努力活动.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本文基于二次函数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刻画,获得了与个体风险偏好相一致的比较静态结果：当额外的预防性努力活动降低了个体最终财富的均值且损失发生的初始概率小于1/2时,一个二次函数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总是投资更多的预防性努力活动.

高阶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一个比较刻画

基于高阶的风险变化的风险补偿,提出了一个对高阶Ross更加风险厌恶程度的比较刻画.我们的结果表明:当风险F经过一个n阶风险增加变化到G时,决策者u相对于决策者v是n阶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当且仅当决策者u的风险补偿总是不小于决策者v的风险补偿;更一般地,当风险F经过一个n阶保前l(l≥2)阶矩随机占优变化到G时,决策者u相对于决策者v是k阶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k=l+1,…,n,当且仅当决策者u的风险补偿总是不小于决策者v的风险补偿.

跨期的预防性努力投资决策研究-基于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刻画

在跨期的预防性努力投资决策问题中,一个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未必会投资更多的预防性努力.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本文基于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刻画,获得了与个体风险偏好相一致的比较静态结果:当现在1单位财富的预防性努力投资致使个体将来的财富均值增加额的现值不超过1时,那么一个线性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总是投资更多的预防性努力;除此之外,当损失发生的初始概率小于1/2且个体现在的消费水平至少不小于其将来的最小财富均值时,那么一个二次函数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总是投资更多的预防性努力.

随机收入下的预防性努力投资决策研究

在随机收入下的预防性努力投资决策问题中,基于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刻画,本文获得了与个体风险偏好相一致的比较静态结果:不管在现期的还是跨期的预防性努力决策问题中,在相应的充分条件下,一个约束的Ross更加风险厌恶的个体总是投资更多的预防性努力.本文推广了确定收入下有关预防性努力投资决策的现有结果.

高管薪酬激励体系设计中的风险补偿效应研究

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人员、降低代理成本历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已有的研究多将立足点置于业绩考核指标的合理性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维度,忽略了企业风险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尝试检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分析2005—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1)控制经营业绩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同高管薪酬之间显著正相关,呈现出风险补偿效应;(2)伴随高管风险厌恶程度的上升,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增强;(3)在更为有效的经理人市场环境中,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较高。以上结果表明,除经营业绩外,企业风险承担是高管薪酬的重要内在影响因素,但是其作用大小会受限于高管风险厌恶程度和经理人市场环境等内外部情境因素。据此,本文认为未来在制定高管薪酬时,企业应将风险承担水平纳入考虑范畴,并需要进一步针对所处的不同内外部情境加以调整。补充测试结果揭示,高管薪酬在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公司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将企业风险承担因素融入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合理性。本文有助于厘清企业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契约制定中的作用,增进了对基于风险承担视角如何改善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环境规制、风险补偿与高管薪酬——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根据环境风险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和设计薪酬契约以提升高管风险承担水平和增强高管环境承诺,对于提高环境规制效果及实现企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借助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运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发现,新《环保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高管薪酬,呈现出风险补偿效应;并且随着高管风险厌恶程度的上升和经理人市场的完善,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越明显。同时,新《环保法》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薪酬黏性并弱化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这表明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不仅在于提升薪酬的绝对水平,还在于增强失败容忍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对高管薪酬的提升作用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环境绩效较差企业以及高管职业忧虑度较高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检验显示,高管薪酬的风险补偿效应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高质量的(绿色)技术创新。本文结论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和高管薪酬领域的相关文献,还为相关部门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和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双边风险厌恶的科技保险风险补偿研究

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科技保险风险补偿问题进行建模研究,得到了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情形下政府最优风险补偿策略及保险公司最优努力水平的显示解。结果显示,最优边际激励系数不再恒大于零,其随着政府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而递增,随着保险公司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而递减,随着科技保险业务盈利水平的增加而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