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以仪式化的出场为起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与认知态度的“共同体”意识的联结,使说唱叙事具有情绪传导和情感动员的意义指向。说唱仪式的空间构建与听觉符号的程式化复诵以及情感动员的共同作用,形成观念与情感的象征意象和“沉浸”行为的交互空间。聚焦于中国三大史诗,从仪式、程式和情感三个方面论述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情境创设、结构表征和意识生成,以此来揭开史诗传唱的编码方式。

口头传统史诗的内涵和特征

从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当代社会中发现了大量的口头传统史诗,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促使史诗研究者从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反思史诗观念,它涉及史诗的口头创编和演述,涉及到史诗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的热点问题。中国史诗研究者一直关注史诗的社会文化内容、历史渊源、流传地域和共享族群等问题,关于史诗文类特征、流布和传承特点、说唱艺人和仪式语境、特定集团的文化认同等,也逐渐构成了今天的史诗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内容。

试论傣族叙事诗的创编

德宏傣族有一类手抄本称为《令冉》,主要用来记录某个村落仪式的背景和过程。创作者书面创作出《令冉》,其行文完全遵守傣族的诗歌传统。本文通过分析现代民间人士创编《令冉》的过程,从而试图解答傣族先民如何创作出几百部长篇叙事诗的。

一个将回到民间的史诗文本——陈兴华《亚鲁王》译本与仪式的关系

目前很多活态史诗译本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提供史诗各部分演唱的具体语境,读者很难知道他所读到的每一章节是在怎样一个仪式环节中演唱的,这些章节与仪式是什么关系,其功能是什么。本文将陈兴华《亚鲁王》译本的所有章节置于具体的仪式环节中,让读者对史诗《亚鲁王》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

古典史诗具有"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两种形态。"口诵史诗"集中出现在西周初年,具有吟诵性、教训性及叙事性特征;而舞蹈史诗则从周初的"大武乐章"一直延伸到唐代,并与宗庙祭仪紧密结合,具有表演性、戏剧性和诗乐舞综合性的特征,是古代雅乐的重要组成,是天地、祖先祭仪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舞蹈史诗具有与口诵史诗不同的表现力,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史诗的民族特性。

转换与交融:东巴史诗的多元叙事视角

口头诗学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内在性"研究是当下史诗研究的利器。纳西族史诗文本的叙事视角以全知限制型视角为主,还有预知型、情感导向型两种叙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史诗演述的仪式情境中,体现出多元视角的转换、互动、交融的特征,这与史诗文本情节、预言式语句、情感体验、仪式场域有着深刻的逻辑联系。

草原史诗与成年仪式

草原民族史诗中的好汉三项比赛、超自然力的考验和驯服凶猛动物考验与他们的生活民俗有着密切关系。骑马、射箭、驯服烈性马、骆驼和猎杀狼等凶猛动物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一个成年男人必备的生存能力。他们只有具备了这些本领,才能在草原上生存、发展。因此,草原上的民族用赛马、摔跤、射箭、驯服烈性牲畜和凶猛野生动物等技能来考验男人,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本领的男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认的成年男人。赛马、摔跤、射箭、驯服烈性动物等体现男人强壮、勇敢和耐力的生存技能,后来变成草原民族考验男性成年的仪式民俗。

礼乐文化背景中的汉语“史诗问题”

汉语"史诗问题"是不同学者用西方文学理论,考量和评价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案例。然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史诗问题"仍在学者们口诛笔伐的争辩中漂泊不定,成为一件学术公案。周代礼乐文化"民族性"特征的束缚,以及史诗创作"延续性"的缺失,是汉文化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文学理论所界定的"史诗"的重要原因。

神灵、祭祀仪式与民间叙事传统——兼评《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的多元价值

布洛陀是壮族的"始祖神""创世神",对他的崇拜及其相关的祭祀仪式构成了布洛陀叙事的原动力。神话叙事、宗教叙事、民间叙事、仪式叙事是布洛陀叙事传统的主要特征。根据个强屯发现的布洛陀抄本整理出版的《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对于布洛陀的活形态传承、整体性研究均具有深远意义,从中也说明了民间经籍文本搜集、整理工作是一项可持续的学术任务,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

俄罗斯流浪艺人与民间文学关系论略

流浪艺人起源自古代多神教时期,是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一类重要的民间艺人,在不同的民间文学体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间文学是流浪艺人艺术活动的场域,是他们表演内容的源泉,同时也是流浪艺人表演过程中的二次创作的成果。本文基于流浪艺人的口头创作和俄国学者关于流浪艺人的研究,简述流浪艺人在民间仪式歌谣、勇士歌和民间故事中的实践活动,分析流浪艺人与上述民间文学体裁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类民间艺人在俄罗斯民间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与仪式实践

景颇族《目瑙斋瓦》是至今仍在口头流传的创世史诗,它由景颇族“斋瓦”在特定的场合——目瑙纵歌上进行吟诵。《目瑙斋瓦》包含着大量的神话文本,涉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民族起源、文化起源等神话。《目瑙斋瓦》文本与目瑙纵歌仪式相生相长、互相建构,营造了神圣性的演述场域。族群置身于目瑙纵歌这个神圣性的演述场域中,创世史诗《目瑙斋瓦》发挥着构建民族认同,维系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通过创世史诗的吟诵以及仪式的实践出入于历史与现实之境,连接起过去与现在之流并最终将族群日常生活整合入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并不断绵延下去。

比较诗学视域下彝族史诗叙事程式研究

史诗是彝族人民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和精神文明源泉,在彝族人民现实生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比较诗学是一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理论方法的视角和研究范畴,具有跨语言、跨民族或跨国家、跨学科和跨文化等特征。结合西方口头诗学、叙事学和比较诗学等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全面对彝族史诗叙事程式的研究。叙事程式贯穿于每部彝族史诗叙事传统中,是彝族史诗演述过程中重要的叙事模式,是一种史诗内在的叙事机制和叙事传统,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和叙事价值。因此文章以比较诗学的视角探讨彝族史诗叙事程式类型、史诗叙事程式特征、史诗叙事程式内涵和史诗叙事程式价值等。

多元化的南方史诗类型思考——基于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比较研究

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在文本结构、演述方式、故事范型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但在叙述主题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旨归,《布洛陀》史诗突出了稻作文化的特质,《崇般突》强调了祭天文化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全观的史诗视域而言,南方史诗类型的划分是多元的。《布洛陀》称作"稻作史诗",《崇般突》称为"祭天史诗",更符合这两部史诗的文本主旨,也更契合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仪式类史诗是从南方史诗的演述载体来定位的,祭祖史诗则是依据南方创世史诗的共性主题来界定的。

《布雷伯夫的幽灵》：基于莎剧叙述的印第安史诗戏剧

在《布雷伯夫的幽灵》中,印第安剧作家丹尼尔·大卫·摩西将莎剧《麦克白》的幽灵叙事引入北美印第安历史和仪式文化之中,构建了一部基于莎剧结构的印第安史诗叙述。透过传教士布雷伯夫的幽灵、部族中"食人魔"的传说及"休伦大逃亡"事件,该剧不仅揭露了欧洲殖民者宗教狂热背后的"食人性",同时也通过仪式文化,再现了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及诗学信仰——剧中的休伦人大迁移不仅是一次生死攸关之际的亡命之旅,更是一部通过口述故事讲述部落延存的印第安版"出埃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