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

礼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诗渗透、积淀在礼的各个环节,并暗暗地决定了礼的存在方式和礼的历史命运。而当诗变成了《诗》,“诗学”变成了“诗教”时,“礼”也变成了“礼教”,礼的诗性特征逐渐消失。在礼的诗化进程中,《诗》也逐渐政治、伦理化。用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贯穿于“礼”的诗化和“诗”的礼乐化双向互动演变的整个过程。

论荀子的“礼义”与“分”

荀子的政治主张是"礼治",其学说的主旨是"明礼",其所"明"者主要是"义"与"分"。其中,"义"是"礼"的价值性原则,"礼"因"义"而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分"是"礼"的功能性本质,"礼"因"分"而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深入分析"义"与"分"的概念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特征和历史局限性。

《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

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的。《诗》文本的结集是周代礼典制度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礼典歌《诗》是《诗》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特殊的用诗机制,也是特殊的接受与传播机制。《诗》因礼典而产生,也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

荀子名学管窥

三代以还,我国就有统一名号、制定语文标准的传统。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名号变乱,孔子循名责实于前,墨子取实予名于后,引发了诸子旷日持久的名实之辨。荀子后出,折中儒墨,综合百家,顺应时势,提出"制名以指实"、"循旧作新"、"约定俗成"正名主张,将名学纳入礼学的范畴,成为其帝王之学的有机构成,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语文规范发生了久远的影响。

试析《左传》之“礼”的内涵与特点

《左传》一书始终贯彻着"礼"的因素,作为《左传》核心的"礼"在沿袭周礼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其内涵和特点上。《左传》之"礼"在内涵上表现为"礼"与"仪"两个层面,其特点是以儒家为本,同时兼容诸家学说,其产生包含着诸多的社会环境外在因素和作者的内在因素。《左传》之"礼"是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看见差异中的共性:儿童立场的幼小衔接与实施路径

幼小双向衔接的前提是双方达成儿童发展共识。然而幼儿园毕业典礼所传达的告别快乐童年的情感,揭示了幼小实践中的童年状态差异。正是基于不同的儿童观,过渡中的儿童才会面临身份、育人方式、课程形态上的诸多差异。对于幼小衔接工作而言,幼小双方要突出儿童在过渡阶段的特定需求,聚焦身体行动实现育人方式的一致性,寻找共同的课程衔接点。

生产传播视域下“饭圈”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

网络媒体飞速发展,丰富文化传播途径,以追星为中心表征的“饭圈”文化悄然在网络互联时代崛起,并以三级文本的形式繁衍生产,辅以符号生产力和声明生产力划定圈层。规范式传播、仪式化传播形成加深粉丝群体的情感认同,形成“饭圈”文化社群运作的核心。选取“饭圈”文化的生产及传播视角进行研究发现,“饭圈”文化在丰富大众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面临流量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狂欢下的群体性孤独,情感给养下的数字劳工化,乌托邦式的信息茧房等困境。为此,聚焦“饭圈”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探究“饭圈”文化的良性发展策略,通过主流文化、制度监管、平台偶像和粉丝的主体作用,促进“饭圈”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演进,延长“饭圈”文化产业链,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琴以治国:论宋琴的礼乐复古

“以琴治国”是宋代礼乐复古的重要标志,该观念源于上古舜治时代以南风琴为象征的礼乐盛世。宋代“琴治复古”的内在表现为,在宫廷雅乐演奏中调琴弦以比文武、正堂上琴以随古乐、定琴数以循周制及庇卫琴声以防金石夺伦。外在措施为设官琴局、修阁谱、限胡乐郑声、废俗乐教坊、减燕乐坐部。宋代礼乐复古赋予了琴三个“官方身份”——雅乐之统、华夏正声、古乐之本,在宋代皇室的极力引导下确认了以“正”“雅”“古”为核心的古琴审美趣味,大大改善了前朝古琴的飘零境况。宫廷宋琴是宋代“文化重置”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琴学的审美范导,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宋代朝廷美学的典范个案。

关于史前夏商时期奠基遗存的几个问题

在对史前夏商时期奠基遗存的相关研究中,目前存在以下三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奠基"的内涵;二是如何确立甄别奠基遗存的标准;三是如何进一步论证部分瓮棺葬的奠基性质。本文分析认为,"奠基"是人们在建造一切形式的建筑的过程中,为奠定建筑物的基础而举行的某种祭祀仪式;其不仅包括为生者奠基,还应包括为死者奠基。结合"奠基"一词的内涵和判别仪式遗存的基本方法,甄别奠基遗存应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要确定遗存与建筑物之间存在内在的时空关联;二是要认定遗存中存在某些具有宗教祭祀意义的物质遗存或特殊形式。瓮棺葬与其附近建筑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其中部分瓮棺葬符合甄别奠基遗存的两项原则,它们应属于奠基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