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礼乐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以聂振斌的美学研究为例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积淀,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面对现代社会中传统礼乐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尤其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聂振斌通过美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旨在将传统礼乐文化的智慧,包括注重理性精神、弘扬人文精神、追求人格精神、倡导自由精神等方面应用于现代社会。他强调了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性。聂振斌的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转化,更为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转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凸显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和意义。

渝东南彭水道场仪式音乐形态特征探析

渝东南彭水道场是在当地农村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丧葬仪式,仪程进行中始终伴随着唱腔及打击乐器的演奏。仪式音乐作为仪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厘清仪式中音乐的具体面貌及特征对于全面认识仪式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对渝东南彭水梅子垭乡道场掌坛师冯秀平、左青松等道师的访谈及实录的七天道场视频资料,整理记录了86首唱腔曲谱,及打击乐的9种主要板式,概括出了仪式用乐的类型化、程式性特征,以及唱腔旋律以重复、变奏为主的发展手法,初步呈现了道场音乐的基本面貌及特征。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仁者如射——从“射”看儒家的“仁”之精神

在儒家经典中,“射”与“仁”有着密切且重要的联系。从这一现象出发,将“仁”放回到“射”的发展史上,上探“射”的起源,下察“射”的发展。看儒家如何将一种作为生存技能的技艺,一步步纳入整体的礼乐制度,更进一步升华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和实践。“射”作为一个具体的入手处,涵摄了“仁”在“生存-礼制-人格”这一自觉道路上发生、诠释与发展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一历史进程,以小见大,探讨儒家核心精神“仁”的形成理路,由此领悟其精神内核。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朱熹诗教与礼乐关系疏考

先秦以六经为教,《诗经》居首。朱熹既是儒家诗教传统的传承者也是诗教理论的创新者。朱熹以“性体情用”的哲学思想,重新解读和确认了儒家诗教的意义。这种理学式的思路也成为朱熹阐释礼乐关系的逻辑基础。他明确提出“诗本乐末”“礼乐同体”,从形而上的层面解决了诗教思想中的礼乐关系问题。他从礼乐的价值指向出发,明确了“敬”先“和”后的次第,使“礼”“乐”作为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中有了主从先后的分别,并进一步以“敬体和用”的理论讨论儒家诗教核心价值观“仁”的实现路径。立足朱熹诗教思想,深入考释其对礼乐关系的解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朱熹诗教思想。

仪式乐舞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结构——以青海黄南藏族传统仪式乐舞为例

代表着青海黄南传统文化的藏族乐舞仪式“六月会”,具有跨族群文化内容和多元审美形态。其各类文本中的程式(巫)和程序细节(礼)成为远古神话的符号。其乐舞文化包含三层叙事结构:精神信仰的濡化叙事,涉及乐的语义表述,依托于仪式中的程式与仪式人来进行;文化形态的情境叙事,涉及乐的语境表述,依托于仪式中以乐器为代表的能指来实现;娱情审美的情感叙事,涉及乐的互文表述,依托于音乐语言、音声、表演与受众的行为交互来完成。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研究——从共享的审美经验到共创的心态秩序

历史上中华民族以礼乐为纲,辅以释道的宗教与哲学,通过官方和民间礼俗活动的互动展演,形成了一套全民共享的礼仪制度及审美经验,潜在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这样的过程中保持了中华文明代际相传的稳定性。一方面以“礼制”立等级、修外在礼节,形成了中国人“家国天下”的基本价值观,是一种指向社会秩序的集体意识;另一方面“乐教”和上下、修内在精神,在审美教化中平衡了群体差异和矛盾,暗藏了一套潜在认同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加强了内在心态秩序的建构。在古今共通的礼乐传统、族群共享的审美经验、官民共创的心态秩序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及认知系统,达成内部认知系统的一致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加强和传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核心价值与底层逻辑,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与基础。

论荀子“性伪合一”的艺术装饰观

“化性起伪”是荀子人性论的基础,同时也成为荀子艺术装饰观的理论基石。“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对性伪关系的论述解释了艺术装饰的起源、重要性及限度。在荀子语境下,礼乐作为圣人化性起伪的产物,是性与伪、情与文的合一,是艺术装饰的表征。礼以养人,艺术装饰是为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荀子“性伪合一”的艺术装饰观延续了儒家中庸中和的审美和艺术追求,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文质彬彬”的观念。荀子既肯定了艺术装饰即“伪”存在的意义,又反对脱离“性”的“伪”,将“起伪”建立在“化性”之上,从而消解了外在化的装饰。艺术装饰不是对人性或物性的掩盖或遮蔽,而是使之艺术化、人文化。

汉代礼乐文化展示空间设计

以汉代礼乐文化展示空间为对象,深入剖析汉代礼乐文化以及西汉海昏侯国“礼乐宴飨”展示部分器物的装饰文化,探讨汉代礼乐文化与汉代器物在空间展示中所体现的装饰之美。设计从汉代海昏侯国青铜文化中提炼出元素符号,巧妙地将传统礼乐文化与生活场景相结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汉代文化。

“视觉音乐”:阿穆尔地区传统仪式场景中的声音模仿

文章分析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各族群文化表演中声音模仿的各个要素。在阐述仪式表演文本作为编舞、场景设计与声音模仿的重要性的同时,作者强调了仪式场景的混合主义表演基础。在仪式场景中基于声音模仿体系的混合主义思想意识在现实中不仅仅赋予了人们听觉印象,而且还将其转化成为视觉印象,因此这种混合主义思想意识展现出了各族群在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在符码的动态展演中聚合情感:仪式音乐作为情感动员符号的双重逻辑--基于新世纪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考察

作为一种听觉化的话语修辞文本,仪式音乐具有可溶性、伴随性、渗透性的属性特征,这些特征与情感的波动起伏存在着“异质同构”的相似性。研究以新世纪以来国庆阅兵仪式中的阅兵式音乐与群众游行式音乐作为观测对象,认为仪式音乐可被视作一种“组织符号”,在与仪式场景、仪式器物、仪式操演相互印证、相互契合的展演实践中,音乐文本通过具有意向性的编码与排列组合,将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想象与国家意象进行巧妙融合、勾连,从而询唤出某种特定情感。在仪式情境所渲染的“能量场”中,仪式音乐表征出特定的意义所指,将政治仪式所内蕴的主流价值进行隐喻性传达,构筑起“散布性支持”的文化资源,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教化的重要柔性工具。从学理与实践层面审视仪式音乐与情感动员的内在互动逻辑,可以为理解中国式语境下音乐与政治传播实践的关系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情感、艺术与礼乐——梁漱溟的审美论述及其思想意涵再思考

从情感、艺术和礼乐这三个概念切入,通过与德国浪漫派到生命哲学的思想脉络相参照,可以发现审美论述在梁漱溟那里的三重思想意涵。在本体论层面,情感与艺术能克服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两种缺陷,在主客合一中把握到作为“生命”的宇宙。审美论述也指向一种关于人生意义根基的道德-情感,在历史中体现为礼乐实践和艺术的人生态度。审美论述也紧密关联着梁的政治思考:一是启发个体的内在之“诚”,使之确立为自主的、自觉与他人连带的政治主体,并指向“散沙”之国的团体凝聚;二是使政治主体能具有充沛的行动能量;三则意味着以一种伦理与审美的人性观念重新结构“社会”的礼乐理想,以克服现代世界危机及作为其哲学根源的主客分裂,从而再造未来新文明。梁的乡建理论与实践中包含着上述审美维度,这一维度同时被组织进梁关于中国民族自救和世界未来出路的探索中。

追寻理想治道——略论儒家的礼乐刑政观

对儒家而言,以德化民、礼乐教化乃是治国为政、引导人民崇德向善的理想治道,对这一理想治道的追寻和探求,体现了他们始终不渝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情怀。礼乐教化的作用在于能很好地协调和节制人的情感与欲望,构建一种人道且文明的伦理生活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使人民逐渐养成美善之品性与行为,乃至在不知不觉间徙善远罪。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拒绝和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即有时需要恰当地运用强制性的刑政手段和措施,来维持一种优良的治理秩序。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仪式及仪式音乐研究是近年来一个学术热点,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方向。围绕“仪式音乐”,学界从个案到普遍,从实践到理论,均取得丰硕的成果,也建构了诸多理论与方法论模式。本文从对音乐概念的认知开始,强调由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到仪式中的“音声”之概念延伸,对仪式音乐这类特定语境中的“音乐”形式研究意义。同时,本文也梳理了中国学者在有关仪式音乐概念、仪式音乐分类、仪式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阐释,希冀凝聚学术意识,让我们更好地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仪式音乐研究的中国术语,达到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