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半香”与袍哥精神世界的塑造

敬拜“三把半香”是袍哥精神和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三把半香”的文字与口头传播,吸取了中国历史、传说和民间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三把半香”的信仰仪式、其中的故事人物及其传达的伦理信息,既继承了从墨子到游侠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人们对游侠风骨的精神寄托,构成了袍哥伦理说教的组成部分,是稳固袍哥组织、加强袍哥身份认同以及进行袍哥内部控制的行之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从中国的历史传说中得到了养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这种共同的信仰,成为这个组织的粘黏合剂,将袍哥的信仰与仪式规范结合了起来。袍哥之开山立堂,行走江湖,敬拜“三把半香”,成为袍哥的精神支柱和共同教条。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仪式表演和公共情感——《礼记·月令》与中国早期的感物经验

在月令图式中,四时物候的更迭是一个程序,诸多文本均具有这样的叙述结构。从四季兴替的自然时间到仪式表演,显示出月令图式影响到社会行为。从祭祀仪式的意义看,感物的发生逻辑在于天时引发阴阳二气之动,促成自然物变,引发人心之感,形成感通互动的境域。在此一语境中,祭祀物色与所处季节直接相关,祭物参与仪式展演,成为意义的生成方式。月令图式是祭祀仪式的根据,这一图式展现出物候、农事和政令的协调。因而,感物与礼制场景直接相关,感物应物候之变,感人循礼制之限。在早期文本中,物不仅是外物,更是祭祀之物;情不仅是私人情感,也是公共情感。通过情实现群体的共鸣,是仪式表演的抒情策略,它最终指向家庭、族群和社会,在更高层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因此,在礼制背景中,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性,其早期形态并非指向个人情感,而是指向公共情感。

试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

中国古代国家是以一种礼制性的古代文明形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出现的最初国家,主要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王权利用神权来行使领导权,使松散的原始氏族发展为有紧密联系的氏族部落联盟实体,由此逐渐形成了氏族部落联盟性质的“神权国家”。夏商周三代在原部落联盟性质的“神权国家”基础上,利用祭祀中出现的神权和祖权的权威性制定了礼仪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关系为准则、以礼仪制度为保障的强势宗族性质的“礼制国家”。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看,礼制文明是其连续不断的纽带,在此后的历代王朝中始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支柱,持续稳定地维护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国家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

“间隔年”(gap year)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一种新兴行为和社会心态,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而“过渡礼仪”成为其重要的过程机制。“分隔礼仪”体现的是和先前世界的隔离,其核心要义是冲破理性化世界后的自主选择。在迷茫与机遇、兴奋与惆怅并存的状态下,个人层面上极具张力的重大决定与社会层面充满道德意义的新仪式促成了新的自我认同的形成。“间隔年”及青年“认同重构”已不再属于“边缘仪式”的亚文化范畴,而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社会心态,标志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死—生”仪式:谢晋电影语言与“现代化”

在新中国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死亡往往伴随着仪式化表达,谢晋的《红色娘子军》也是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中死亡仪式的表达或不再使用,或被改造成了“死—生”仪式,即把情感的表达更多投向未来。谢晋电影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与彼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思潮不无关系,而这一思潮背后更有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立足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仪式化表达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与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大,谢晋在大变革的时代既顺应了“现代化”的要求,也坚持了传统的审美。

《礼记·礼运》: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治学、立人与化民:论儒家书院学礼及其当代转化

儒家书院学礼有着特殊力量,是书院曾得以兴盛的重要支撑,在书院治学、立人与化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价值在当代仍值得借鉴。儒家书院学礼的传承发展需因格损益,根据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学礼对象的传承与转变、学礼仪式的现代转化、学礼实践的体系建构。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与现实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祭典的祭祀对象是上古帝王和历代名人而显得特殊,其保护实践饱受争议。公共祭祀的行为源于上古巫祭,在王朝时期得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祀礼仪。今天仅有少数祭典得以传承,一般以地方公共祭典的形式举办,多数已入选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祭典类非遗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国家层面,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内在凝聚力,激发爱国情怀;二是在地方层面,活化利用好这笔遗产,可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在个人层面,能为处于物化状态的当代人提供神圣体验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信仰力量。保护祭典类非遗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祭典的文化内涵和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以重塑祭典的神圣性、审美性与社会性。

仪式性民俗体育的文化表达——以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项目为例

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文献分析及深度访谈等方法,从非遗保护与传承出发,对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进行宗教信仰、起居习俗、苗族文化等方面的人类学考察,进而对清水江“玩水龙”的发展历程、制作技艺、社会结构、文史价值、濒危保护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探究苗族“玩水龙”这种仪式性民俗体育项目的文化表达方式。研究认为:一、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展示着苗族人民的制作技艺,表达着苗族人民的技艺传承;二、其教育特色与道德约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重要的历史、社会价值,这也是苗族“玩水龙”独有的文化特质;三、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玩水龙”的文化表达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是苗族“玩水龙”的社会功能由祈福功能逐渐向休闲娱乐功能转变,其次是苗族“玩水龙”的存在价值由祈雨纳福向旅游经济转变,最后是苗族“玩水龙”的组织管理由民间自发组织向政府主导转变;四是苗族“玩水龙”的参与人群由男性特权向群体参与转变。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数字阅读的情感认同与效能提升研究

互动、分享是数字阅读的必要元素,其仪式化过程呈现出时空分散、媒介多元、符号丰富的显著特点。论文通过对“剧本体验”等社交阅读新实践的分析,提出数字阅读互动仪式链的情境营造、仪式形成、情感认同三步骤构建模型,并从营造阅读情境,建构互动仪式;强化情感共享,推进集体兴奋;激发情感能量,创造价值符号三方面实现数字阅读增值。

魏晋南北朝落座环境及坐具设计中的同构性

本文旨在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落座环境及家具设计在转变时期的艺术特征。以传统美学设计审美的流变为主线,对魏晋南北时期的人居小环境及家具设计进行分类交叉对比研究。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使用文献与图像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从魏晋南北时期社会环境与起居习惯这两方面入手分析资料,对魏晋时期影响家具设计转变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出魏晋南北时期落座环境与家具设计转变的主要原因为以下三方面:礼制观念在此时期的转变;传统造物观念的传承;胡化起居习惯的影响。探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落座环境与家具设计的艺术特征,展现了在社会融合转变时期,传统文化在设计造物中的重要影响。表明在当代设计环境中,传统造物观是奠定当代家具设计走向现代新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石。

互动仪式:青少年戏剧治疗小组的服务机制探析

戏剧疗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方法,尝试以更灵活、创新、隐喻的手段,缓解或解决服务对象面临的心理与社会问题。基于“问题青少年”戏剧治疗小组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行动实践,本研究以互动仪式理论为视角,探讨其治疗过程的实现机制。社会工作戏剧治疗的核心是以文本、空间和技术作为共同关注的行动焦点,将自省、改变和希望作为情感能量的来源,并通过戏剧治疗过程中共享的情感状态的交互强化,使青少年获得正向的自我认知,缓解家庭关系,从而促进青少年成长问题的解决。实现这一过程的机制涉及信任构建、防御消解、焦点制造、情感递进等关键环节。为避免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情感能量此消彼长及权力支配等问题,需要注意以正向符号延长情感状态,以优势视角化解青少年的抵触心理,在互动仪式过程中寻找和解决问题而非进行道德评判,以及通过强调内观自我价值来消解权力支配。

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研究脉络、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政治仪式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软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旨在为解决现代国家认同建构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分析结果显示,学者们对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一主题关注度持续升温,但大部分作者仍处于独立研究状态。基于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现图谱的分析发现,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稳步发展和迅猛发展三个阶段,热点主题包括政治仪式的功能、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与路径等。从可视化分析结果来看,未来研究需要与时事政治紧密结合并向多学科领域延伸。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读《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

时空意识是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符号,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要从时空观念入手;而一个民族的时空观念往往与其民族的图案或各种仪式展演有关。《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正是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时空意识入手,通过自己的“看”与“听”精心绘制了各民族共同筑就的“七彩云南”的空间之美。

南乐源于虞舜时代的农业祭仪

南乐为上古虞舜时代农业祭仪上表演的乐章,具有召唤东南季风的神秘作用,东南季风在《夏小正》《山海经》中又称为“俊风”,这一名称与大舜有关。因时代久远,早期典籍关于南乐的记载零散而不系统,《尚书》中《尧典》《益稷》等篇,《周礼》《礼记》以及《诗经·周颂》中的象舞与勺舞都与大舜韶乐有关;《诗经·国风》中反映江汉汝水流域的《周南》《召南》为《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南音”。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竹书文献,可以发现大舜南乐包含吹奏乐(箫、竽、笙)、弹拨乐(琴、瑟)以及打击乐(陶钟、陶鼓),最初应用于农业祭仪之中,用以召唤东南季风即“俊风”以及大象、凤凰等动物,与原始自然崇拜的图腾艺术相一致,具有诗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韶乐是大舜南乐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