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的两个地震神话

南诏国(738—902)有两个地震神话传世:一为观音大士镇伏巨鳌,令其长眠不醒,但允其七十至九十春可醒片时。巨鳌醒时眨眼,仍会地动山摇,以致每七十余年地震一次,每四百年大震一次。因此,在望海台树立地震碑,告诫后人要警惕震害。二为洱海河神段赤诚预报地震:今夜亥时,地将大动,十室九倒。为保民平安,遂与两位山神、河东渔夫分工合作:两山神分别变化为鸡与犬,狂鸣、惊跳,以警醒万民;河东渔夫向洱海东部村民报告,洱海河神变化为老叟向西部村民报告。十有九成的村民离开房舍,避于平坦之地,人畜皆安;不相信预报的百余人,皆遭震害。

《水经注·沔水》汉水流域志怪故事的类型与价值

《水经注》是古代地理名著,其涉览之博,上至河道流经地区的天文地理,下至风俗民情、神怪传说。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中提到了升仙、精怪、孝子志怪、陷湖传说等多种类型的鬼神怪异故事。分析研究这些怪异故事可以丰富汉水流域文化研究资料,从侧面了解汉水流域的宗教信仰和地理环境特征,对于汉水流域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开发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视阈下黄河文化发展路径探究——以火神节庆为例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机遇,推动黄河文化走出去,能提升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广泛流传在冀鲁豫地区的火神节既蕴含着中亚文化的信仰成份,又在发展演变中吸纳、壮大本土文化。然而,火神节节庆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推动火神节庆文化的传承:依托本地科研资源,深挖火神节文化内涵;组织申报更高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进火神节现代化、数字化、娱乐化;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寻找合适受众。

清华简《保训》“假中于河”新论

《保训》"假中"之"假"习见于传世文献,是"祭者致神"之义,"假中于河"即通过祭祀"河"得到"中"。"假中于河"之"河"是河神之谓,与传世文献中的"冥"关系密切。上甲微通过祭祀河神来凝聚人心、积蓄力量,并赋予攻打有易的正义性,"假中于河"即通过精诚的祭祀来获得神灵公正的裁决。因此,"中"就是具有公正、正义、公道含义的思想观念,"得中"就是公平、公正地裁决事理。这一点可以结合"中"的功能从汤、舜、尧以及周文王的事迹中得到证明。

民间信仰谱系的生成演进逻辑--以黄河流域山陕豫河神、雨神信仰为考察中心

民间信仰的发生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并具有潜隐性、多元性、弥散性等特征。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信仰的远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观,其根脉孕育于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围绕着物的生产与种的繁衍这两大需求,形成了以自然农业神信仰、社会保护神信仰、世俗化的儒释道信仰为主干系统的民间信仰谱系。九曲黄河、险象环生的地理形势和十年九旱、雨不逢时的气候条件衍生了独特的河神信仰与雨神信仰,经由灵验传说、人格化、世俗化等环节的演进机制,走向人们心灵深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发展要加强信仰内部各要素的互动,促进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各个环节的交融,发挥民间信仰对社会群体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社会组织整合功能和社会秩序的软性控制功能,彰显民间信仰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性力量。

明清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及水母祭祀圈思考

形成于宋金时期的晋水流域水母信仰在明清两代达到大盛,并借助神亲链形成了水母祭祀圈。这与当时晋水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人口增长,以及造纸业发展导致的用水紧张、村际关系恶化有密切联系。水母信仰同以张郎为例的个体村落水神信仰大异其趣,后者发挥的作用多是证明自身水权的合法性,目的是争夺水权;而水母信仰更大的作用是协调村际用水矛盾,维系、整合整个晋水流域。水母信仰覆盖整个晋水流域,并借助神亲链发展成为了祭祀圈,成为晋水流域一种文化认同,对和谐村际关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

"黄大王"是明清时期盛行于黄、运沿岸地区的河神。早期的黄大王信仰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曾遭到官方的禁止和压制。民间对其形象进行了改造,使其日益符合官方的需要,黄大王信仰也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并被纳入国家正祀,最终实现了由民间杂祀到国家正祀的转化,这种转化的背后是民间和官方的频繁互动。伴随着黄大王进入国家正祀,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黄、运沿岸地区纷纷建立了祭祀黄大王的庙宇。河神信仰在为清代国家提供祭祀对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在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从黄大王信仰的产生到民间士绅对其形象的改造,再到官员奏请、皇帝敕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河神信仰形成及演变的普遍规律。

湖北省钟祥市汉江河谷平原区浅层孔隙水的脆弱性评价

以MAPGIS为工作平台,以地下水类型、盖层岩性、地下水埋深为评价指标,利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GOD模型开展了湖北省钟祥市第四系浅层孔隙水的脆弱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区内浅层孔隙水的脆弱性评分值在0-0.7间,其中极低脆弱性区（评分值=0-0.1）、低脆弱性区（评分值=0.1-0.3）、中等脆弱性区（评分值=0.3-0.5）、高脆弱性区（评分值=0.5-0.7）和极高脆弱性区（评分值=0.7-10.0）的面积分别占评价区总面积的0.3%,0.0%,64.1%,35.6%,0.0%。换言之,钟祥市汉江河谷平原区浅层孔隙水总体上具有中等脆弱性和高脆弱性,且脆弱性最高的地段几乎全部分布在汉江沿岸。为解决钟祥市工农业发展带来的高污染风险性与地下水具有较高脆弱性这一对明显的矛盾,应加强汉江河谷平原区的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工作。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河神在殷商卜辞中的地位及人格化因由

随着粗放原始农业的出现,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与黄河建立了更强的依赖关系。随着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群体逐渐增大,社会关系变得复杂,社会群体部落之间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作为维系所有部落命脉的黄河,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河神的地位比一般自然神灵高。在殷商卜辞中,殷人所祭祀的河神兼具自然神和祖先神的身份,河神因而又有人格化的特征。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论吕履恒《洛神庙》传奇思想艺术及传统遵循

清代河南著名戏曲家吕履恒传奇《洛神庙》,演绎洛水河畔的人情世态,离合情缘。抒发个人对现实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洛神庙》秉承传奇"演奇事,畅奇情"的传统,将故事放在洛河水畔的洛神庙去演绎,并用"人间异宝"还魂香坠绾合情节关目。《洛神庙》也反映了清代传奇创作文体规范以及重构的这一趋势,《洛神庙》传奇不仅仅在"演奇事,畅奇情"这一题材内容上是对传奇本体性特征的回归,而且在情节构成以及舞台效应上,都遵循了戏曲文体的要求,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

漕运与信仰:清代临清漳神庙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的临清既是繁荣的商业都会,亦是河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在众多河神中,以漳河神最具有代表性。临清漳神庙的建立与康熙年间的"漳水入卫"密切相关。有清一代,漳神庙香火极盛,上至漕运总督,下至漕军、运丁,无不对其崇敬有加。漕运的重要性以及临清运道对漳水的依赖是漳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随着河神信仰的盛行,其职能亦在不断扩展,地方官员和民众赋予了其治水、祈雨等功能,对漳河神的崇祀逐渐演变为国家和地方社会共同的信仰行为。

从《聊斋志异·青蛙神》看江汉流域的蛙神信仰

《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信仰民俗是其中最瑰丽神奇的部分。《青蛙神》作为众多描写民俗信仰篇章中不经意的小篇,却着实反映了江汉流域蛙崇拜这一民俗民风。通过对《青蛙神》中反映的江汉地区蛙神信仰概况、江汉流域蛙崇拜与巫觋文化的关系、蛙神信仰的文化意蕴以及其与江汉流域社会生活的双向互动关系四部分,来探讨《青蛙神》中盛行于江汉流域的蛙崇拜,以此来提升作品的可读性,丰富江汉流域的民俗信仰传统。

信仰·仪式·狂欢:广西西江流域迎神赛会习俗探析

迎神赛会是广西西江流域的传统习俗,其分布遍于广西境内西江各支流。其主神五花八门,有被官府奉为正祀、必须崇拜的关帝、城隍等,有被官府定为杂祀、允许崇拜的妈祖、观音等,有被官府斥为淫祀、不允许崇拜的金鸡娘娘、花林圣母、甘王、冯煦、曹官等,反映了广西民间信仰的多元性。在迎神赛会中,人们要举行巡游、演戏、抢花炮等各种活动,在娱神的同时达到了娱人的目的。

论清代卫河流域的河神崇拜与习俗

我国清代的卫河流域水灾频发,严重威胁着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当诸多防灾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被洪水袭击的局面时,人们转而寄希望于河神的慈悲与庇护,从而形成了当地居民崇拜河神的心理,并因之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些习俗。这种崇拜河神与地方习俗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集体反应。过分依赖对河神的崇拜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问题,还会制约防灾抗灾行为,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人们处理人地关系的一种思想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对地方官员为政一方、百姓向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

"五显神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的民间俗神崇拜。"五显神"原为宋代徽州婺源的一个地方民间俗信神灵,后来在南宋皇室及部分官吏的推崇下,被引入佛教寺院供奉崇祀;宋元以降,又演变为道教的神灵而得到广泛的崇拜。然而,宗教界及学术界关于"五显神信仰"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因此,关于历史上五显神产生的时间、神源、信仰分布状况、与民间俗神"五通神"信仰之关系、与佛教"五通仙人"等信仰之关系以及历史演变情况等,还十分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关于"五显神"的信仰崇祀状况进行考述,以求廓清相关史实。

北江流域水神崇拜的考察

北江流域几乎占广东地域面积的三分之一,流经韶关、清远两市各县以及肇庆的怀集、广宁、四会和佛山的三水、南海等县区,历史上这些流域的主干与支流上曾存在过一些水神崇拜,有的还残存至今。通过对有关庙宇和传说的考察,可知有这样几种水神:第一是由广府人传承而接受或受广府文化影响而移植过来的天后崇拜;第二是由有益于地方的官员转化而来的马援、周憬崇拜;第三是由地方名人转化而来的曹主娘娘崇拜;第四是由地方仙人转化而来的石上兄弟崇拜;第五是由著名将领转化而来的关公、岳飞崇拜;第六是由观音菩萨信仰转化而来的观音崇拜;第七是由民族始祖转化而来的盘瓠崇拜;第八是由神奇动物转化而来的龙王崇拜;第九是由守护神转化而来的北帝崇拜。这些崇拜反映了当时北江流域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

先秦时期河神人格化的演进

对黄河的祭祀和崇拜是中国古老的宗教习俗,黄河之神也历来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理清黄河怎样由一个自然神到人格神的转化过程,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具有深远的意义。认为这一转化过程从商代就已经开始,经历了西周春秋时的发展,直至战国时期方完成了这一全过程。

湘水女神与汉水女神考略

湘水女神、汉水女神本不是一路神仙。包括楚辞在内的相关文学创作,用典精妙,当不存异议。然而,有当代学者认为屈原在《离骚》、《九歌》中改汉水女神为湘夫人,近来又有学者撰文认同此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湘水女神出处较清楚,汉水女神有待进一步考证。而真正把两路神仙拉到一起的是曹植的《洛神赋,》而不是屈原的《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