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麟州迁徙问题探析

西夏李元昊继位后,内怀不臣之心积极修整武备,为侵宋作准备。北宋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筑坛受册,僭号称帝,公开与宋廷对抗。地处宋廷西北隅的麟、府、丰三州因北临契丹,西接西夏,把守河东路门户,成为北宋朝廷对抗西夏侵略中的重要一环。双方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随着宁远寨、丰州沦陷,朝廷中产生了弃守原麟州另迁往他处的主张。在经过大臣争论、对军事形势和经济因素的考量以及宋仁宗的个人坚守下,最终麟州得以保存。

GIS支持下永清古战道研究

GIS是服务于地理学科的信息技术系统,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可以用于分析考古学文化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对永清县进行数字地形分析和水文分析后,发现在永清县境内没有“天险”以及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辽军的条件,因此在宋辽时期修建了令人震惊的军事奇观——地下古战道。

论唐宋文人的庾岭书写及意象承续

大庾岭是唐宋两代文人抵达岭南的必经之地。行经大庾岭,是文人仕途失意的表现。唐宋文人在度越大庾岭时,其心态已有显著变化,形之于诗歌,其庾岭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诗歌主题方面,唐代文人倾向于大庾岭处以诗纪行及赠别,并于诗歌表现苦痛与归思。与唐代文人的庾岭书写相比照,宋代文人在行经大庾岭之时,悲戚之感已较唐代为轻,其以理性思维观照万物,其胸襟与气度较为开阔,与唐人心态相比更为豁达乐观,其中以苏轼尤为典型代表。具体表现在庾岭诗歌书写中,则是以禅语、禅意入诗较为常见。在意象运用方面,唐以后文人的庾岭诗歌书写当中常以张九龄之开路事迹入诗,表现出递相沿袭的特征。

丝路传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以敦煌曲子辞等为例

华夏本土音乐在丝绸之路上曾有一个先西向传至河西,而后又东渐回流的过程。以敦煌曲子辞等事象为例,可以分析华夏本土音乐“西流”并在西域受到当地文化影响后再逐渐“东归”至中原的历史,从而揭示西域音乐能为中原接受的深层文化心理基础。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图史互证法,通过重点分析曲调、曲律和乐器三方面的变迁与互鉴可以推断,中原音乐的西流与东归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即中原音乐的西流使西域音乐带上了中原的特点,又让西域音乐在东传的过程中能迅速适应中原文化土壤。西域音乐的东传,本质上是在“中原化”中实现了一种回归,由此亦可看出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

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蔡京在北宋晚期4次入相,主持了多次钱法改革。陕西路因其特殊的军事地位和货币渊源成为蔡京推广当十钱、夹锡钱等新型货币的试点区域。当十钱和夹锡钱不断贬值却被宋廷以官方信用强行维持,最终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汇兑关系。小钞和钱引也名存实亡,成为官方盘剥百姓的利器。陕西在逐渐融入内地金融体系的同时也沦为政治角斗和皇帝享受的牺牲品。蔡京的货币改革以急速扩张后又急速收缩为基本特点,为了增加政府收入,通过货币推广大肆掠夺民间财富,逐渐将陕西路构造了接近百年的金融体系推向深渊。

北宋河东路区域经济探微--以土贡为中心

北宋河东路土贡名单是因时变动的,有北宋初期和北宋中期之别。北宋河东路土贡主要有药材、矿物、手工制品、果品四大类。从地域分布来看,河东北路土贡品种较少,河东中部和南部是土贡的主要产地。土贡是一地特色物产的鲜明反映,以土贡为视角,可以考察一地物产的分布、生产与销售等情况。北宋河东路以特色物产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主要体现在四个领域:食品加工业、药材业、矿冶业和畜牧业。特色物产经济活动的出现与兴盛,揭示出北宋河东路区域经济具有相当规模。

“厚积薄发”:宋代梓州路教育初探

四川教育发展始自西汉文翁,盛于赵宋,但其地域广阔,内部教育水平不一。梓州路作为川峡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入宋以来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快速发展,为地方教育提供了经济基础。并在宋政府以文治国的号召下,积极响应地方兴学运动。战争期间,依靠“山城”防御体系,发扬延续蜀学文化。通过梳理考察宋代梓州路的官学、书院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出梓州路在宋代教育发展中,进士人数快速增长,多个教育中心并行,教育成果显著。教育作为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方法之一,梓州路教育的大发展,正是宋代政府对地方治理开发的有效案例。

“南海一号”与宋代广西北部湾的对外交往

宋代中国南海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航海物证就是"南海一号"古沉船。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广西北部湾港口形成的基础上,随着宋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改变,广西北部湾主要以安南等东南亚小国为交往对象,中心港口移至钦州,钦州博易场等地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南海一号"发掘地所在的阳江外海面是商船从广州、福建港口经由北部湾到南海各国的经过地,也是广州与钦州间来往商船的经过地。广西北部湾港口特别是钦州港的对外交往是宋朝海外交往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宋代港市与文化

通过追述中国宋代港市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下,在空间形态和结构上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和变化,试图在管窥中国古代商业城市的渐进性的变革过程的同时,努力复原这种城市革命所带来的具有世界性开放特征的城市文化的场景。

论两宋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时期,大庾岭驿路成为京师与岭南交通的最重要通道,举凡广南物资北运、官员赴任、商旅往来等,大都经由此路。靖康乱后,南北交通受阻,东西交通成为南宋交通的重点,信州—袁州驿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江西境内四条支线驿路或直接或间接与以上两条干道相连接,构成了两宋江西地区发达的驿路交通网络。交通的发达对两宋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北宋时期秦州路考略

北宋时期,随着西夏的崛起和对灵、甘、凉、沙、肃、兰州等地的占领,中西交通受阻。宋朝前期对秦州的经营和中后期对西北吐蕃诸部的征服战争,虽未达到遏制西夏的战略目的,但它对开辟秦州路,恢复东西交通意义重大。

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

唐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开放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舞台。在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街以其独具的特性,在城市社会变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宋代港市发展初探

该文在简述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动脉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过程后,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期宋代为切入点,尝试结合海港城市在空间形态和结构上突破性的发展和变化,借此管窥宋代商业城市的渐进性的变革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具有世界性开放特征的城市文化的繁荣。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侗族拦路歌多声形态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侗族拦路歌俗称"嘎莎困",意即用歌来拦挡、阻塞道路,一般在迎亲时和节庆期间邀请外寨歌班来演出时演唱。侗族拦路歌多声形态历史悠久,它的形成、发展与侗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密不可分。本文主要从"月也"、"行歌坐夜"、对唱习俗、侗语等四方面对侗族拦路歌多声形态形成的根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唐宋时期的灵州道庆阳段

安史之乱以后,原有的丝绸之路遭到阻挠和破坏,灵州道上升为沟通中原与河西及西域的主要通道。庆阳段处于灵州道进入关中的颈部,实为灵州之门户,关中之屏藩。文章对灵州道庆阳段的基本线路、沿途城寨,史书记载庆阳段的行旅,党项族与灵州道庆阳段的关系,以及唐宋政府对保护该路段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贵州从江龙图侗族拦路歌探论

拦路是侗族最高的迎宾礼节,最隆重的迎宾仪式。侗族拦路歌反映了侗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了侗族人民幽默风趣的精神面貌,它与侗族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是研究侗民族的婚恋关系、社会结构、精神生活的宝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侗族不同地区拦路歌的情况各不相同,贵州从江龙图的侗族拦路歌独具特色,它是大型的多声部合唱组曲,由"噢嗨顶"、"八错"、"嘎必又"、"嘎务"、"嘎奈"五部分组成。

宋蒙蜀道争夺中的苦竹隘之战

苦竹隘是南宋抗御蒙古沿着蜀道南下的最后一座堡垒,宋蒙对苦竹隘的争夺经历了南永忠反叛而归蒙、段元鉴策动而返宋,最终在蒙哥南下巴蜀内地的首战中被屠城,而苦竹隘之战的这一结局对蒙宋两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刺激和助长了蒙哥及其将领的狂妄、轻敌心理,是蒙哥大军顿挫于钓鱼城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宋军对“屠城”的恐惧成为各个山城主将决策战与降的重要参考,多数山城选择了投降,从而导致了整个嘉陵江流域防御的全面崩溃。

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

蜀道经济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区。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战争不断。其中蜀道经济带成为边防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队长期驻守防御。战争以及供给军队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