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

我国的质证制度在立法规定、操作规程、实施保障等方面存在缺陷,致使质证权落空。应在我国宪法中增设质证权条款并完善相关刑事诉讼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保障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突现。

刑事审判交叉询问规则的实践反思

我国刑事法庭询问制度存在规范烦冗、效力不明、核心规则缺位等问题,控辩双方难以有效质询人证,无益于发挥法庭在诉权保障和事实发现中的作用。交叉询问规则具有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之功效,是实现有效质证权的制度载体,与发现案件真相、职权主义传统并不冲突。结合“三项规程”试点探索、地方立法实践及域外立法经验可知,我国法庭询问应建基于“控辩对抗”格局之上,进而明晰交叉询问的定位、顺序和范围,有限度地确立诱导性发问规则。诱导性发问是引导发问的工具,围绕事实问题展开,受基础事实真实性、证人认知能力和发问内容相关度的约束。直接询问中的诱导发问可用于核实证人基本信息、反驳不诚信证人及唤醒证人记忆。

试论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人士对两岸关系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中国留美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保钓人士发动了捍卫钓鱼岛主权的保钓运动,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来抗议美日之间的私相授受。保钓运动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日后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新发展——对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的认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规定和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是不同的,两者都在原来的"原告就被告"原则的基础上有所改变,提出了新的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模式,并针对新形式的实施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

铁路平交道口防护一体化初探

为了确保铁路平交道口安全,铁路道口应实现防护一体化的管理。要实现完善的铁路道口防护一体化,实现对铁路道口的有效管理,必须还要建立专门的完善的铁路道口管理信息系统。

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考

张澜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与清廷新任川督赵尔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关于张澜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的时间,学界有三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成为研究张澜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考订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权利推进模式研究

新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了我国办理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释放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及实施空间。审视改革现状发现,技术推进型的改革模式是我国一以贯之的依赖路径,但“重实体真实轻正当程序”的传统观念、直接言词原则的柔性适用和被告人质证权的附庸地位构成了当前改革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单纯从庭审技术着手的改革模式难以为继。在域外的法治进程中,属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领域均呈现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并重下程序先行”的理念融合,以及排除书面证言证据能力的刚性规则与对被告人对质权的实质保障。根据我国的本土法治目标,可以适当吸收其有益经验,重塑“程序先行”的诉讼理念,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将改革模式从技术推进型调整为权利推进型,以回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义。

欧盟过氧化氢垄断侵权案评析

在过氧化氢垄断侵权案中,欧盟法院第一次对《布鲁塞尔条例Ⅰ》在跨国垄断侵权案中的适用作出解释,确立了一系列重要规则。在判决中,欧盟法院确认第6(1)条规定的共同被告管辖权适用于此类案件,据此受害人可以在任一被告住所地对所有被告提起诉讼。在侵权管辖权上,欧盟法院将侵权行为地解释为卡特尔协议缔结地,将结果发生地解释为受害公司注册地。在协议管辖问题上,欧盟法院采用了预期性标准,从而将大部分垄断侵权之诉排除在协议管辖条款范围之外。跨国垄断侵权管辖权也是我国法院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分歧,根源在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涉外侵权案件管辖权的规定不合理,建议在未来立法修改时删除涉外编第265条中关于涉外侵权案件管辖权的规定,直接适用第28条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辩护制度改革

我国辩护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不佳,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思想观念依旧保守、法律不够完善、立法思路优势偏僻等原因造成。为解决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促进庭审实质化、中心化,应当着重从三方面入手,在庭外调查制度中引入控辩审的三角结构,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保障辩护律师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告人质证权保障

在内外驱动力的作用下,尽管尚有缺陷,但司法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已成现实。然而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给被告人的质证权带来影响,导致前提性障碍、程序性难题和实质性困境。为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告人质证权保护的需求,需坚守控辩平等与审判中立原则,重新确认针对质证的直接言词原则,并对公开质证规则做必要调整。在此基础上,可以从加强对被告人质证权的信息保障、能力保障和效果保障三方面着手,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以有效行使,实现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告人质证权保障的协调。

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推进,应是引进大陆法系的从参加制度时,保障从参加人的诉讼权利,同时赋予从参加人一次性纠纷解决的选择权;而引进美国的第三方被告制度时,则需要为第三人提供更有力的保护措施。此外,还应增设交互诉讼制度,重新界定第三人的范围,将可以作为本诉共同被告的人从第三人中分离出去。

论刑事庭审中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很大程度以书面形式出现,这样就流于了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