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身份重构的晚明士人:主体觉醒与美学转向

在晚明,身处动荡与危机中的士人群体已然开始摆脱时代政治伦理结构及其空间的束缚,致力于营构主体化美学生活。在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晚明士人在文化、艺术、工艺等领域促进了新观念、新学术、新思潮的不断发展,最终催生了晚明士人主体美学意识的深度觉醒,形成了全新多元的、生活化的主体美学新转向。

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

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背景看,明代中晚期考据学的复兴与清代考据学在时间的衔接,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的继承与发扬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对这一时段考据学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明中晚期考据学复兴过程中,一些学者批判宋明理学的流弊及空疏学风,倡导怀疑和求真精神,用实证考据的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对明清之际学风由虚向实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后期社会风气与士大夫家族移风易俗--以山东青州邢玠家族为例

明万历时期,山东青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与人的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崇尚奢华,违礼逾制。地方官府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方式,采取抑制消费的移风易俗措施,倡导广崇俭约。家居的南京兵部侍郎邢玠利用宗族制度推行教化,宗族组织应运而生,担负起移风易俗的历史责任。宗族组织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成为明代历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邢玠组织宗族、教化族人以维风导俗,显示出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

晚明社会文学思潮转型与《金瓶梅》对传统题材的突破

社会思潮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一般产生于社会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晚明社会思潮的形成及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晚明的文人思想家们,对晚明文学思潮的产生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晚明社会思潮在《金瓶梅》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论晚明家具的审美“真趣”

晚明家具的美学风格整体上呈现多元化甚至矛盾化的特征,这一现象的成因尚有深入探讨的理论空间。引领家具审美风尚的晚明文人在心学影响下突破理学窠臼,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的古典美学崇“真”尚“淡”的趣味,这一文化语境推动了自然天成、平淡素朴的家具风格的流行。“真”这一范畴在浪漫美学思潮中又得以拓展,并发展出追求主体情性之“真”的新“真趣”,从而使晚明士民愈发重视家具审美中的情感体验,追求家具审美和设计的个性化与新奇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物欲化。这种意涵丰富的家具审美“真趣”成为晚明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一代典礼的焦灼:沈鲤的锐复古制与不得其时

张居正没,朱翊钧亲政,最初也颇励精图治;而一代典礼沈鲤,也以锐意复古、抑奢禁浮、力振颓风为己任。然而,以立储事件为契机,不过四年,便沈鲤去朝而万历荒怠。一篇《典礼疏》痛陈"世教衰、古礼废",遂成为万历一朝士人心态的缩影。从锐意复古到不得其时,沈鲤与朱翊钧君臣之间的遇合,也正是万历朝局纷繁复杂的一种折射;可以说,晚明礼乐之大变,即宫廷俗乐之大兴与在野曲学之兴起,几乎都可以追溯至此。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从晚明文学思潮看《金瓶梅》儒释道三教合一

晚明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想。在此大背景之下,《金瓶梅》持儒家伦理观为主要创作思想,秉持忠孝悌道;借佛道两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来布局篇章、安排人物命运及情节架构。儒释道三教在小说中是糅合并存、而非割裂独立的。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潮与中国明清之际文艺思潮之比较

在同一历史时期 ,中西方都出现了蓬勃的文艺思潮———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潮和中国明末清初的文艺思潮。二者有同有异 ,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晚明社会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晚明社会思潮的产物。它超越了前代负心故事;反映了晚明人的金钱观;颂扬了对自身人格和尊严的捍卫与维护。从而,它优于同时代的其它短篇小说而成为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晚明社会风气与叶宪祖的戏曲创作

晚明是明王朝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社会思潮急骤变化的时期,著名戏曲家叶宪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进步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将深邃的社会思想,熔铸于戏曲创作之中,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戏曲创作主张。

“理”的式微与“情”的彰显——兼论晚明浪漫思潮的历史进步意义

居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主流的儒家文学观,倡导“以理驭情”。这一主流观念在其承继、发展与流变中走向了“以理灭情”的歧路。在与道学传统和拟古主义的颉颃中成长起来的晚明尚情思潮,力求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过分束缚,争取个性的自由发展。它重“本心”、“童心”,倡“真情”、“至情”,给晚明文坛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机。这是对传统文学观的一次有力匡正。对此,我们应给于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论晚明文人文化活动中的趋利现象——以文氏兄弟在项氏鉴藏活动中的作用为例

明代私家鉴藏大兴,文人积极投入其中。文氏兄弟在项元汴书画鉴藏活动中的作用,反映出晚明文人有积极充当中介并有书画掮客的嫌疑,晚明文人不再以言"利"为耻,不仅表现在其他领域,在鉴藏活动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明末清初辽宁地区人口政策与人口流动迁移趋势浅析

明代东北地区的汉人主要生活分布在辽东地区,而建州女真自明初开始也逐渐聚集到辽东东部、北部地区,距离辽东汉人聚集区越来越近,满、汉民族间的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其结果必然引起女真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为了便于控制新占领地区,将大批的汉人迁往后金之故土,并加强了其民族歧视政策,于是辽宁地区汉民被迫纷纷选择外逃。但随着皇太极即位后,后金政策的修正,以及其对关内人口的掠夺,又使得大批汉民充塞到原女真居住的地区,巩固了后方。所以,明末清初的东北地区呈现人口流入与流出的双向性的迁移。

中晚明文化思潮与戏曲小说的写情浪潮

中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放异彩的时代。中晚明的哲学文化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在客观上是对“理”的世界的动摇和革命。王艮、李贽、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一大批人肯定人性、人情的价值 ,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与哲学思想界的这一思潮相适应 ,戏曲小说界涌起一股写情浪潮 ,作家们张扬情的价值 ,一大批反映男女情爱的作品应运而生。纵观中晚明戏曲小说史 ,其主流就是写情浪潮的涌起和衰退史。

从《水浒》鲁莽英雄形象评点看晚明士人的英雄观

人物形象评点是《水浒》评点最精彩的内容,在诸多光彩四溢的英雄形象中,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三位鲁莽英雄形象最为晚明评点者所称道。晚明士人对三位鲁莽英雄的评点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从而表现了晚明人文思潮影响下士人独具时代内涵的英雄观。

明清之际的政治认识思潮

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推动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对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权力结构进行再认识。所以要认识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仅仅只从一个思想家入手,这样做很容易受文本语境的限制而误读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本文通过对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政治思维命题的内涵分析,指出看待他们思想的时候,不能脱离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同时更不能脱离由中国文化所传承和培养起来的知识世界,要看到深层的时代气息,在时代的呼唤下形成的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潮流。他们的政治反思思潮在传统话语的背后暗含的是个体精神的彰显,是对社会正当性的追求。

晚明文学思潮的文化探源

晚明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表现在:沉暮开新的动荡时局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催化剂;丰盈灿烂的传统文化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沃土;庙堂文化一统及复古流弊是晚明文学思潮的动因。

论晚明文学思潮对《史记汇纂》编纂的影响

明清时期《史记》的文学评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涌现了一大批编选、评点性的图书,蒋善的《史记汇纂》是其中的优秀著作。为了探讨晚明文学思潮对《史记汇纂》编纂的影响,进而加深对《史记汇纂》的研究,依据文本阅读法和文献分析法,发现晚明文学思潮对《史记汇纂》的编选有四个方面的影响:明清之际《史记》评点风气的兴盛是该文本编纂的重要动机;评点著作的涌现和评点手法的成熟让蒋善在编纂《史记汇纂》时可以借鉴、学习;“尚奇”的文学潮流是贯穿该文本始终的美学倾向;晚明诗学重“性灵”的风气使蒋善在评点过程中有意识地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基于上述事实,略谈晚明文学思潮对《史记汇纂》编纂的影响。

明末清初文人“尊情尚性”文学思潮研究

明末清初是重要的社会历史转型期。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了明显的风格迁移,朝着个性化、趣味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其内在精神和审美形式,都强烈而鲜明地打上了这种转变的烙印。李贽"童心说"、汤显祖的"至情说"和李渔的戏曲创作观等,都表现了明末清初"尊情尚性"的文学思潮特征,具体表现在诗文方面有"公安"三袁;通俗小说有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戏曲作品则有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和李渔的"传奇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