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宗学30所。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构功能的丧失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以及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明代宗室的倾轧与争斗述论

明代中期以后,宗藩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宗禄问题和宗室犯罪,宗禄逋欠直接引发宗藩与明王朝的对立,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诱因。当然,宗室犯罪也表现为宗室的僭越,宗室的违制婚娶与乱伦败度,宗室擅离封禁、越奏等。但在藩府之中,宗室内部彼此因为名位、利益而勾心斗角,相互倾害,甚至父子反目,同宗相残的情形,也属司空见惯。

明代宗室分封制述论

宗室的分封制是明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包括八等爵位,性质与先秦分封制相比已有很大区别。在明代,宗室与政治的关系前后期变化极化。针对这个问题,明政府对之进行了改革,但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论金代宗室的经济收入及经济犯罪

在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与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一样,宗室作为统治者的血亲成员会享受到诸多优厚的经济待遇。宗室成员因此大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也有部分宗亲的生活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富足。出于追求财富的天性,宗室成员中也常有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金朝宗室阶层后期汉化加深,生活奢靡,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加深,也应该看做是金朝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明代蜀藩多贤王考论

宗室群体是明代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他们多以“弃物”的形象出现。但位于西南一隅的蜀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象:贤王辈出,礼乐治国。蜀藩贤王在独特的历史与区域环境中形成,传承并丰富着“文治、亲亲、尚贤”的家法,使四川在明代重新焕发了“天府之国”的荣光,展示出明代宗藩的新特点。

试析明代山西晋府的管理模式

明代晋府的管理模式受本府亲王、郡王分居特点的影响,拥有其他王府所不具备的管理模式。亲王是一府之宗长,负责向上传达、向下兼管、向前奉祀、向后续爵的重任,因此晋王府管理模式以宗长制为核心,有利于维护王府机制的正常运转。但晋庄王的在位时间过长,其曾孙袭爵时年龄过小,于是又产生了旁支辅佐的管理模式。郡王本身需要承担奉祀任务,而晋王府有部分郡王与亲王别城,且断支情况频繁,因此降爵管理和跨支奉祀成了郡王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后期国家政治焦点在边疆和党争,晋府管理模式又较为复杂,因此管理人员开始利用权力胡作非为。

明代楚宗的婚姻与地方社会秩序

从洪武朝至万历朝(1368—1620),楚府姻亲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大体上是呈阶梯性逐渐向平民化的趋势发展。明代前期,楚宗多与贵族、高官联姻,物质上和精神上相对优于后期的宗室,对地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明代中后期,楚府的姻亲结构使之与地方社会的联系不断加强,伴随着经济上的窘境,一批贫困的宗室成员开始不满于现状,误入歧途,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给同宗和地方社会造成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西安明代秦藩辅国将军朱公铠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8-9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在西安市雁塔区芙蓉东路发掘清理了4座墓葬。其中M4为斜坡墓道券顶砖室墓,随葬品有瓷缸、青花瓷碗、白瓷盏、骨器、镇墓石、滴水、墓志等。根据墓志可知,M4为明代秦藩辅国将军朱公铠及夫人徐氏合葬墓。墓葬结构完整,砖券墓室和砖砌仿木门楼保存较好,为进一步研究明代皇族的葬制和秦藩世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明代中后期的宗禄折银与地方财政运作——以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宗禄在制度层面始终以实物为计算标准,而实际上,河南的宗禄自弘治年间已逐渐折银运作,低廉的米银比价减轻了地方的财政负担,禄米折银也使宗禄的财政来源突破了本色税粮的桎梏。河南各王府的供给状况存在明显差异,宗禄负担及其缺额主要集中于旧封王府。河南将宗禄纳入省级财政预算之中,通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向宗禄倾斜,甚至分割中央坐派的起运钱粮及其附加费用,力图满足宗禄的日常开支。但是,由于万历中期以后财政支付能力逐渐降低,宗禄引起的财政困境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另外,以粮石为基准的会计数额只能表面呈现宗禄不断线性增长的趋势,与分封地方以白银为基准的实际财政负担并不一致,河南宗禄年度开支在嘉靖末期达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