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信用条款的适用规则

《民法典》将信用的保护纳入人格权编。司法实践中,法院处理信用纠纷仍存在案由多样、适用主体不明、负担义务不清、赔偿范围不一等问题,理论上需要进一步从《民法典》信用条款出发,阐释信用的核心内涵、法律特性、权益属性以及保护方式等,并进一步细化《民法典》信用条款的适用规则,包括区分侵害信用的名誉侵权行为和信息侵权行为,明确信用信息条款的适用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对于敏感性个人信用信息的处理者课加处理时的“特定目的+单独同意”义务,侵害信用的赔偿范围限于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

知识贡献、身份地位与荣誉归属:中文情境下的合作署名规律研究

科研合作在推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而科研合作中的荣誉分配问题却未能得到学界充分的关注,研究合作论文的署名规律问题有利于从微观角度揭示科研合作中的荣誉分配机制。文章以《图书情报工作》2015-2021年间发表的合作论文为样本,采用逻辑回归方法从作者的知识贡献和身份地位两个角度分析影响作者分配署名荣誉的因素。研究发现:研究设计、论文撰写与论文定稿三种知识贡献以及作者的身份地位对其荣誉归属有显著影响;论文指导、数据收集和技术支持在控制作者的身份地位后对荣誉归属的影响效应不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科研合作中的荣誉分配受到知识贡献和身份地位的共同作用,相关机构在科研评价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作者身份地位的差异对荣誉分配的影响,以建立良好的科研合作生态环境。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规则的构建

数字社会不仅为信用社会建设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对信用制度的完善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采集建立了知情同意以及例外规则,现行征信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建立适应征信业发展的信用信息采集特别规则,无法适应数字时代信用信息的广泛性、复杂性等特点,限制了信用报告的使用范围并降低了使用效果。为实现个人信息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建议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利用实行区分规则,即采集告知规则和利用同意规则,信用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个人信用信息,保障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为了防止个人权益受到不当侵害,可以提高信用机构设立条件并采取行政特许制度,要求信用机构承担信息采集谨慎注意义务,不能超范围收集信息,并初步审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加强数据共享,完善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普惠金融背景下金融替代数据的征信边界研究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征信领域广泛应用,大量有效“替代数据”被采集、分析和应用于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征信已突破传统借贷信息共享的范围。然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情况,面对征信机构利用大数据不当搜集个人金融替代数据的现状,理应尽快厘清金融替代数据的征信边界以保护信贷主体的金融信息权益。基于此,文章认为: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把满足“依法采集、用于描绘信用画像、服务普惠金融大局”三要素的金融替代数据整体纳入征信监管中,明晰金融替代数据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并结合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细化金融替代数据应用的场景化规则,并构建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征信主体与信贷主体共同参与征信活动的良性互动机制。

信用监管——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在我国食品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加大食品产业信用监管的制度供给重要而紧迫。基于法治刚性与信用韧性的互动互补,数字信用、“法治+信用”的探索为信用监管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及发展方向

实现科学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对于规范化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支撑效能不足等问题。为改善相关问题,应从加大失信惩戒威慑力、完善信用制度实施方案、加强大数据技术运用等方面推进知识产权信用治理实践。

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而金融科技作为银行数字化运营的新兴手段,对传统金融体系融资规则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赋能企业绿色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商业银行和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实现质和量的双重增长;且金融科技的促进作用在非制造业、中小企业、盈余操纵程度较低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信贷配置效应和信贷监督效应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金融科技既能够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释放企业绿色创新潜力;还可以强化银行监督效率、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最后,本文创新性地通过滤波模型识别企业投资峰值后发现,金融科技应基于企业投资动态进行针对性数字赋能。在企业投资高峰期,金融科技赋能力度更大,信贷配置效应和信贷监督效应更为显著。

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长效机制之构建

国家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国家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的文明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五年如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出了决策部署。这里的文明具有如下两层基本含义:首先,它是与野蛮相对立的行为方式;其次,文明与“发展”“进步”等价值相联系,是人们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创造的有价值的成果。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要构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的刚性规定促进文明行为养成,通过信用手段治理不文明行为。

行政性信用监管的法治应对

推行以信用为基础的行政性信用监管是加强和规范监管的一项创新型制度。它主要采取行政性信用裁决对市场主体守信或失信行为实行激励或惩戒,通过综合性信用风险评估对其市场活动实行分级分类监管。相较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分级分类监管更有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这种行政性信用监管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都有可能冲击既有的法律护栏,由此招引合法性风险。因此,需要建构符合其监管目标的法治规则,在法律原则的约束下,实现与政府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把单一主体的封闭式监管提升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式监管,从而让其找到正当的应用场景和自我完善的合适土壤。

个人征信中的概念解构与场景化规范研究

作为下位法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在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告知义务上,存在义务主体“信用信息提供者”和义务客体“信用信息”界定过于泛化的问题。它对信用信息采用了“用于识别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限定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兜底,在规范层面导致法律概念限定与开放的自我矛盾。而信用信息范畴的扩张是征信理论体系本身扩张的一个缩影。替代数据的使用、经济征信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信用信息透明与个人信息强保护理念的冲突,在理论层面构成征信体系的自我矛盾。由于《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所涵摄的征信属于经济领域,所以落实征信的经济性与政策性的目的可以破解规范矛盾,而理论矛盾则要求重新识别征信体系的场景化应用。

基于关联网络的制造业债券信用风险传染路径研究

制造业债券市场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融资平台,但也存在着潜在的信用风险传染问题,防范化解其信用风险对于维护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本文以2018-2022年制造业发债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KMV模型来度量信用风险,利用关联规则算法构建风险关联网络,探索债券信用风险传染路径,借助SIRS传染病模型进行多情景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债券发行主体信用风险关联网络具有小世界与无标度特征;制造业企业具有产业集聚特点,关键节点大部分位于广东和江苏,且以工业机械、机动车零配件和基础化工行业为主;救助政策在降低风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免疫政策对易感企业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以为政府在制造业债券风险防范方面的相关工作提供政策参考。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新时代社会信用制度的治理效能与推进路径

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之初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经济信用危机,而后在国家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规划与政策的推进下,依托多种信用平台逐渐发展为一项全面的法律制度。20多年来,社会信用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重塑了社会诚信风尚,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其也存在定义模糊、发展不均、惩戒偏颇等问题。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社会信用制度应立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视角,以信任机制规范社会公众行为、以公众监督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政社协同促成多元主体共治。社会信用制度中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应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除弥补统一信用立法的缺失、平衡信用监管和信用服务外,还需要激发市场活力以保障该制度行稳致远。

改进多重最小支持度关联规则算法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Apriori算法的前提是数据库中各项目的频率和重要性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但在故障诊断的实际应用中并非如此。在Apriori算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利用多重最小支持度解决了设备故障诊断中非频繁项目的挖掘;同时针对在实际的应用中项目集的重要程度不一致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组件信誉值"的加权多重最小支持度算法,并通过实际的例子证明了该算法在故障诊断中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基于关联挖掘的课程相关性模式研究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理论,采用经典Apriori算法,通过对某高校历届学生专业修读课程及考试成绩数据与规律、规则等的学习,发现了数据中隐藏的课程相关规则或模式.针对所产生的大量模式和规则进行兴趣度分析,提取出符合高校教学管理与改革需要的、更有效的课程相关规则,对指导当今高校学分制体系下学生选课、排课及学生个性化学业修读计划制订与实施等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交易纠纷解决模式研究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电子交易纠纷也急剧增多。在我国专业的第三方ODR机构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由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交易纠纷解决是解决交易纠纷的有效途径。交易纠纷解决的完全模式包括规则、组织和人员、内容范围、流程、责任判定,在此模式运行中产生了诸如网规不完善和网规制定的单方面、举报及投诉管理缺乏灵活性等问题,相应地可以从进一步完善网规,加强网规制定的法律规制,完善第三方交易平台的信用机制等方面完善此模式。

基于时间序列的模糊聚类与规则提取信用评价模型

提出基于多维时间序列模糊聚类与模糊规则提取技术相结合的模糊分类系统,将其应用于信用评价研究.该方法利用投影寻踪技术对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并进行模糊分类;根据分类结果和最佳投影值提取模糊规则,采用梯形分布法生成三个模糊隶属函数;最后根据计算模糊贴近度确定样本的信用级别.实例证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评价效果和实用价值.

数据挖掘的关联分析在研究信用卡客户消费行为中的应用

介绍了数据挖掘技术的关联规则,并在信用卡客户消费行为的实际研究中加以运用。发现了基于日期的特约商户之间的和基于信用卡帐号的特约商户之间的关联规则,并提出了相应的营销战略,为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有针对性的信用卡个性化营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证据理论合成规则的改进

针对D-S证据组合规则和其他一些改进的组合规则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两种改进的证据合成规则。该规则在兼顾多路冲突性和一致性证据的基础上,引入了证据距离、证据源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和证据源的可信度,对冲突性证据以证据源的可信度加权合成,对一致性证据采用反映聚焦程度的与运算。理论分析和数值实验表明改进后的规则对高冲突性证据和一致性证据都非常有效,特别对高冲突性证据,该规则能更快地收敛到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