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于四面环绕山海,中间是完整平原的地理环境。在这一地缘形势下,中国古代形成以保有核心平原地带为重心,在稳固内政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求平衡,尽量以较小代价建立"天下秩序"的"有限扩张主义"。这一疆域模式并不强调疆域的无限扩张,而是追求通过经济、文化辅助军事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区域性的"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典型地体现了前近代的区域国际秩序特征,对于纠正当前民族国家的疆界、民族纠纷,实现区域共同体的联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引入:基于文本和司法判例的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的演进过程是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从文本角度,《公约》中的转致条款和框架性要求分别发挥着直接和间接连接《公约》文本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纽带作用。从效果来看,《公约》文本为司法实践引入“其他国际法规则”提供了规范基础,争端解决机构由此得以在一系列司法判例中解释和发展《公约》。一方面,《公约》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的法庭或仲裁庭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转致条款、可适用法、目的解释和演进解释以及“系统性并入”,引入“其他国际法规则”,推动《公约》的动态演进。另一方面,在引入“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过程中,法庭或仲裁庭亦被期许以秉持其法理的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从而为解释和适用《公约》提供有效指引。然而,在系统研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项下法庭或仲裁庭司法判例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这些法庭或仲裁庭面临着属事管辖权边界扩张和“碎片化”法理的严峻挑战。《公约》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的法庭或仲裁庭在引入“其他国际法规则”的过程中,应在维护当事国同意原则与实现裁判效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并致力于塑造具有充分说服力和一致性的法理,从而避免其正当性因其司法扩权和法理“碎片化”而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