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德法兼修以德为先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法治人才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对法治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法院院校和法治实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时代使命,把好法治人才培养选拔的政治关、道德关、法律关,培养选拔德法兼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文化认同在中国早期国家经略与民族整合过程中的功能

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过程中,文化至上的国家和民族观为早期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锻铸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集力,不断加速着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天下主义观念和大一统理论主导下的华夏文化的无限延伸与超地域扩展,为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奠定了广袤的地域基础。以德治边的边政思想下的羁縻绥抚政策,初步奠定了秦汉以后统一王朝藩属体制与民族政策的基本框架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深厚的文化基础。

“德主刑辅”说之驳正:董仲舒德刑关系思想新诠

“德主刑辅”是现代学界对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这一思想往往被认为是源自于西汉大儒董仲舒。然而，“德主刑辅”说并不能准确概括董仲舒的德刑关系思想。董仲舒针对汉初因袭秦朝“刑治”所带来的弊政，提出了“任德不任刑”的政治法律主张。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的主张是在社会管理模式的层面要求施行儒家的“德治”，德与刑的关系是本与用，而非主与辅。自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且深刻影响了大一统时期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德主刑辅:董仲舒的治国理政之道

董仲舒在西汉王朝统治思想从尊道向尊儒转型中起到了关键性历史作用。董仲舒的王道论包括了"改制更化"的政治改革思想,"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战略,"人性三分"的人性论和"民性待教而为善"的道德教化论。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王道论,是一种以"春秋公羊学"形态出现的"政治经学",它不仅决定着汉魏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而且给予古文经学的政治伦理哲学以重要影响,这便是董氏政治经学的历史性贡献。

儒家“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探析

"德主刑辅"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儒家"德主刑辅"的政治文化有着浓郁的教育学意蕴,使政治统治与教育教学结成紧密的联姻,一方面要求政治统治坚定地沿着"教育路向"前进,另一方面要求教育实践始终体现"政治情结"。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对儒家"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的教育学意蕴及其现代性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司法伦理道德观透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重视礼教的社会。在司法伦理道德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主要表现在:“明德慎罚”、“德主刑辅”、恤民、爱民和正己律己等方面。

董仲舒与班固史学

汉代史学的发展受到汉代经学的深刻影响。董仲舒作为西汉今文经学家、公羊大师,其历史思想对于东汉史家班固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影响了班固的天人观念,《汉书》不但高度重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对天人感应论作了系统宣扬;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影响了班固的礼法观念,《汉书》接受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说,同时积极宣扬德政主张;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了班固的大一统观,《汉书》通过断汉为史,积极颂扬西汉大一统功业,肯定"独尊儒术"之思想大一统的必要性,宣扬民族大一统的思想。

转型期《未成年人保护法》刑责减免政策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本文追溯未成年人刑责减免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当代实践、困境及化解之道。首先,自周代已降中国一贯采取"德主刑辅"的社会控制。其中,青少年刑罚减免原则便是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表现之一。传统时代青少年越轨者虽可减免国之罚,但不免于乡治之"礼法"。其次,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一方面,基层空心化甚至暴力化导致价值失范与教化缺位,另一方面,提前身体成熟的青少年往往不得教养而趋暴力化。若不顾当前价值失范期教化缺失的实情,却继续听任青少年犯罪者仅凭年幼而几近无条件免于处罚,无异于养虎遗患。当然,也需谨防不教而诛。最后,化解之道在于:从人性流品不齐与教化重建看,宜教与罚并行不悖;差异对待,先教而后罚,加强家庭、学校的教化与社区纠错功能等;不迷信教化万能,对不可教化者待之以刑。

“德主刑辅”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

“德主刑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 ,它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孙中山、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政治思想中均有明显的体现。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 ,政治家们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新思路 :以法为主和德法并举。从“德主刑辅”到以法为主 ,再到德法并举 ,这既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 。

《诗经》之廉政观论析——兼论《诗经》对贪腐奢靡的批判

《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具有鲜明的廉政意识,提倡为政清廉,提倡爱民,反对苛政,反对奢侈糜烂的享乐。强调为政须坚守正直之道,不惧威逼利诱;要求为政者须自警自律,远离奢靡腐败;要求各级官吏管束好家人、亲朋和下属,切实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在正面宣扬廉政观的同时,还对贪腐聚敛、骄奢淫逸的为政者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其中对贵族统治者贪婪成性,受贿纳赃的行为、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醉生梦死的生活作风、荒淫无耻、腐化堕落的丑恶行为等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深刻有力。指出如果任其贪腐成风、蔓延而不加以有效遏制禁止,必然会带来朝政败坏、社会动荡不安、江山不稳的严重后果。《诗经》廉政观是周代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诗经》中还没有出现"廉政"这一词语,但《诗经》廉政观却在《诗经》所宣扬的德治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伦理框架内的法治与德治关系——对儒家德治与法治关系思想的选点式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儒家学者为治世寻找公正和正义与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 ,用现代人的眼光将其所取得的辉煌理论成就 ,放在传统社会的伦理框架内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 ,为现代社会管理以资借鉴。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独特内涵

董仲舒是两汉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法学家。他的法律思想远承孔孟,近取荀子,兼收阴阳五行及某些神权思想因素,具有鲜明的特色。由于董仲舒的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得到汉武帝的重视,因此,对当时及后世的司法实践影响巨大。

“德主刑辅”与依法治国

"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它主张以德礼教化为主,教化无效时再辅之以刑罚,总之,要德刑结合。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德主刑辅"这一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徒法不足以自治",在坚持法治的同时,必须重视道德的作用,要做到法律与道德并举。

试论西汉社会发展模式的建构——董仲舒的“理想国”蓝图

西汉时期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为统治者构建了理想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天道理论作为社会发展的依据,从"天之仁"的观念引发德政思想,从而以德主刑辅理论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强调社会教化的关键作用,同时注重刑罚的辅助功能,以"春秋决狱"的方式将儒家伦理内化为自觉的司法实践,从而构建了完整的社会控制网络。理想国中的君王应当成为社会的道德典型,以身作则,臣民则应当服从教化,严守"三纲五常",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董仲舒所构建的中国封建社会理想王国中所体现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董仲舒天人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哲学是董仲舒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感相应,这是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天释仁,认为天之美在仁,仁之美在和,这是其生态思想的生发核心;政治生态方面,董仲舒重视天心民意,在天、君、民之间构建生态平衡机制。在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框架下,重新审视董仲舒在不同层面建构的天人哲学理论,发现其不仅适应和满足了汉代社会的政治需求,而且具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对于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超越历史的深远意义和借鉴价值。

先秦军礼抉微——兼论与德刑观之关系

关于刑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刑起于兵”,战争只是征伐的手段。考诸史料发现,先秦建军及治军皆以军礼为用,战前祭祀、授兵以证师出有名,战时有执律听声、观兵等作战仪式,战后则有献捷、献俘等赏罚之礼;至于刑则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即“出礼入刑”,礼与刑同是军礼的重要内容。即便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繁,夏商周的军礼也还是被不同程度地继承,儒家有孔子慎战、荀子隆礼思想,法家则好战,突出战争的刑罚功能。由此也形成了儒法两家迥异的德刑观,并直接影响汉以后德刑观的发展。

沈家本论法制与道德之关系评析

作为清末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对中西法律学说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对法制与道德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两者均为治国者所不可或缺，但道德对预防犯罪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执法者的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只有良法而无善人执法，良法则形同虚设。沈家本的思考对我们今天建构一种“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模式是有借鉴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