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视域下律师法治建设途径探究

法治队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主体性条件。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律师在法治实践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强化了律师在法治发展中的地位,又对律师法治建设提出了崭新要求。律师法治建设必须着力解决以下六大问题:立法法治与律师的精英化、法治政府与律师的法定化、人权司法与律师的专业化、法治美德与律师的规范化、法治社会与律师的公益化、法治服务与律师的类型化。

论我国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

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更加注重发挥宪法作用、提高宪法实施水平的新要求,需要以宪法视野审视全民健身发展,从宪法高度阐明全民健身的法治地位,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法治自觉。在梳理"全民健身"概念发展与内容涵义以及介绍一些国家将大众健身载入宪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全民健身进行宪法探寻的任务,解析了全民健身在我国宪法内容中的各种关联和体现,认为全民健身具有依据宪法而确立的重要地位,并具体阐释了其地位表现为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重心与基础,是依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国家的服务促进和保障,进而从逐步增大宪法体现、修改《体育法》、充实相关法以及加大依法推进等方面,提出对落实全民健身宪法地位的期待与建议。

传统法律观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

中国传统法律观形成于中华本土,具有近五千年沿续未断的历程,是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法律观以"礼法合治"为主线,讲求和合统一、包容纳新,其精华因素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能够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

以人为本·柔性管理·公众参与·和谐社会——透过典型案例看行政法制革新的方向

我国行政法的发展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是法制建设滞后和存在认识误区;不同的行政管理理念必然带来不同的行政管理效果,公众参与行政管理已成为当今政府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行政法正在稳健走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法学界和实务界应共同做出创新努力,积极推动这一发展进程;行政公务人员应树立行政法治观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积极采用柔性管理方式,调动公众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侦查思路的选择

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扭转以侦查为中心的局面,以法治社会的价值选择为前提,限制侦查权的行使。侦破案件是一个还原案件本真的过程,也是一个对行为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初步确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过程。受刑法"四要件"理论的影响,侦查实践中常用的"平面"式的思维方式,无法体现定罪过程,也不利于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提倡"阶层"式的思维进路,即,对于具体案件的侦查思路应展现出由事实到价值、由形式到实质、由客观到主观的判断过程,应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阶梯式进行的思维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规范侦查人员的执法行为,依托大数据,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依法全面、真实地收集、审查和固定证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下的法治政府保障评价问题初探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对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效能和社会效能。当前,构建一套科学的法治政府保障评价体系应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及其主要任务为构建法治政府保障评价体系提供了政策依据。在法治政府保障评价中既存在着差异性问题也存在诸多共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力图从价值导向、具体要求、内容设置等方面,尝试对构建京津冀地区法治政府保障评价体系提出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法治思想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法治建设的重要地位,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法治建设思想,对于把握我国法治建设方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法治梦和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依法管理的铁性原则和温情效应

传统的学校管理是以命令服从为基本内容。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大力实施,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当前的学校管理必然走向以协商、平等为主要内容的依法治校框架。然而,法律既有冷冰冰、惩恶扬善的一面,也包容着公平、公正、天理和人情,因而学校的依法管理也就凸显出铁性原则和温情特质的两重属性,学校管理必须坚持法治、德治并举,依法治教和以德治校相结合的治理结构。

人性与制度的法理分析

政治制度和法律学说与人性紧密相联,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和判断,所建构的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也存在极大的差异和不同。文章从分析性恶论和性善论两种人性观下的制度构建入手,演绎出人治制度类型和法治制度类型,对于由人治向法治转型的中国而言,以性恶论为逻辑基础的法治制度类型是未来中国必然的制度模式。

略论五权宪法和《临时约法》对当代法治建设的裨益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代表。对其时代背景和基本内涵进行研究,如权利的平衡与制约、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原则等,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有帮助,如法治建设应当反映民意,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应当减少国家权力向法律的渗进,通过人民权利的重塑来完善立法权的行使;应当完善国家政权机关中的考试选拔人才制度,为合法合理行使行政权力提供保障等。

习近平扫黑除恶法治思想探析

习近平强调在扫黑除恶中应坚持"零容忍"原则,着重打击黑恶犯罪的"保护伞",严格依法依规扫黑除恶,形成扫黑除恶的常态化机制,充分发挥巡视的震慑作用,将扫黑除恶和惩治腐败上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是其扫黑除恶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扫黑除恶法治思想既突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和难点,又强调了扫黑除恶法治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要以此凝聚共识,推动立法完善,促进司法改进。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视野下的文化权利体系的制度建构

由于缺少明确和完整的科学理论指引,传统法学理论下的文化权利在法理上尚无有效的制度架构。在实践中,文化权利对文化事业的参与度较弱,文化权利所保护的法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无法形成一种具有可诉利益的法定权利。从分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七个着力”核心要义出发,以“七个着力”为指导,可以进一步增强文化权利自身的法理逻辑性和文化权利层次的丰富性,便于构建清晰的文化权利制度体系,强化实践对文化权利的法治保障能力。本文提出了八项集体人权意义上的文化权利与十项个人人权意义上的文化权利,这些文化权利相互作用、相互补充,通过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各项要求,可以为保障文化权利的有效实现提供科学的制度路径。

《第二十条》:用“生活流”喜剧温暖千家万户——张艺谋等主创访谈

继《狙击手》《满江红》之后,导演张艺谋携电影《第二十条》再度进军春节档。《第二十条》以《刑法》第二十条命名,将三个家庭面临的情、法、理的困境与遭遇进行交织叙事,阐释有关“正当防卫”的法治理念。张艺谋携剧组主创接受专访时表示,这部影片是自己创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创作,探索能够与千家万户观众产生共鸣、独树一帜、生活流式的喜剧样式是该片重要的创作目标,电影亦成为回归平民视角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再出发”。

困境与破局:再论主先客辅的折衷目的解释方法立场

在利益法学背景下,目的解释方法为法律解释体系中的“桂冠”,而目的解释方法的主客观说适用抉择一直是该解释方法的争议核心。所有的理论争议都会是实践中的“绊脚石”,故急需将主客观学说中的观点予以扬弃,并提出新的折衷调适立场——主观目的优先兼顾客观目的立场。以目的解释方法为基础,阐述目的解释的概念与“目的”复杂性,通过对传统主客观目的说之争论进行分析与辨明,指出目的解释在司法裁判中适用主观目的优先的目的解释立场能达到一个较符合法律目的的效果,以便法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更加全面、高效地理解与解释法律,确保法治、公正、秩序等价值的实现。

我国条约司法适用制度新论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赋予各国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决定如何履行条约。由于条约——尤其规制性条约——对缔约国的影响不断增强等原因,国内法院适用条约变得更加复杂,导致条约司法适用制度实践的国别化趋势日益明显。为完善我国条约司法适用制度,有必要确立衡量这一制度的基本标准和构成体系。这一制度既要有效保障我国法院准确适用条约,也要恰当体现我国宪制架构、对外关系目标等背景性因素,包括条约效力和解释等在内的构成性要素和机构间关系和能力建设等在内的支持性要素。完善我国条约司法适用制度应当特别重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对外关系法》的颁布实施等新背景提供的新机遇、提出的新要求及带来的新挑战。机构间关系安排对于我国完善条约司法适用制度,尤其法院准确适用条约具有特殊重要性,我国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应当努力构建完善的机构间关系安排。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我国法律体系是以法治方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通过我国《宪法》的宣示开启了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时代进程,具有统筹“两个大局”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以法治互动规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化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融入实践初步呈现出规范表述、规范地位和规范层次的差异化样态,其融入范围应以特定法律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联程度为判断标准,避免简单排除非涉外性法律、私法性法律和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立、改、废、释、纂”并举和“直接与间接”融入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语言表述和价值层次方面的严谨性,以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为载体强化具体制度设计,使我国法律能充分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精髓。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

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展示了科学方法,描绘了宏伟蓝图,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脱胎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法治理念,努力推动人类法治文明进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宏观战略,要明确其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特征是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主要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多维度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不断深化新时代法治领域各项改革。

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司法反腐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对腐败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处置的职能活动。在法治反腐的语境下,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