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曲英译中声音文化的展现

声音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声音美是指通过平仄、韵脚等达到的韵律美。大多数学者重视狭义的声音美而忽视了另一种声音美——广义的声音美,即声音的文化内涵美。在古诗词曲里,不同鸟类在不同情境下其叫声引发的联想意义是不同的,本文以此为例,从声音文化内涵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展现诗歌的声音美。

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美的传递——谈许渊冲诗译中的意美、音美和形美

举例论述了许渊冲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中努力达到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境界,以使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知之,好之,乐之。

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影响甚巨,古朝鲜李朝正宗李祘便是接受此影响,又以国主之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例。李祘对中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于朱熹之学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朱熹的哲学、文学思想对于朝鲜中、后期的政坛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与正宗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正宗还亲自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又命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于研究杜甫、陆游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宗以其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实绩,证明自己是"拿来主义"的高手。

崔颢、李白名诗格律研究

唐人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诗是流传千古的名诗。崔、李及同时代人均未说是七言律诗,然而宋代至今均有学者大家硬说崔、李之诗为七言律诗。本文根据七言律诗平仄格律规则,详论崔、李之诗不是七言律诗,而是七言古诗。

试论《玉合记》不为“宜黄腔”而作

本文主要就徐朔方先生之“《玉合记》为宜黄腔创作说”,提出质疑。并通过对清商乐、南曲格律、用韵等大量材料和文献的分析、考索,发现徐先生的的观点与《玉合记》的实际情况颇不相符。我们认为《玉合记》不为宜黄腔而作,这有梅氏的交游诗文、自述以及《玉合记》的有关内容可资佐证。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 ,“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 ,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 ,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 ,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 。

评闻一多的新诗社团活动

清华时期,闻一多热衷新诗创作,参与清华文学社编辑活动,领导诗歌组同学展开诗歌讨论,出版诗歌刊物和书籍,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进行思考;新月时期,作为一个学习艺术,了解西方艺术,又渴望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实现了诗歌观念上中西合璧的设想,提出了新诗的"三美"理论,对中国新诗进行诗艺尝试,成为新月诗派的代言人;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以一个中年教师的身份引导学生寻找原始生命力,整理民歌,与学生一起制定诗歌纲领,编辑《现代诗钞》,自觉承担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具有历史性意义。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唐代格律诗的体式规范性

唐代诗人创建和完成的近体诗即格律诗,不论时代内容和诗艺创造,都蔚成辉煌鼎盛的艺术奇观。而在诗的格律运用上也成为后世体式规范,一千多年中成为格律诗的实践认定的标准。对于依据唐代格律诗用韵的经验而标列的"平水韵",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音韵为据的"新韵"进行了古今的比较。特别对今人写作旧体的格律诗,如何认识与实际处理体式与格律中的一些问题,如五律的"孤平"、七言排律体式的局限性等,都发表了不同寻常的见解。

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诗律补说

诗家们通常认为，格律诗忌三仄调，但事实是，唐代的诗人们在写作实践中并未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由于拗救的原因，也出现了一句之中四个或五个仄声连用的情况。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甚至可以拗而不救。

唐宋词律辩正

清代初年《词律》与《词谱》的编订,为词体的格律建立了规范,但它们不仅误收一些其他韵文为词调,又失收一些词调,在细致分体时亦遗漏有重要的别体;此外在调名、分体、韵位、断句、分段及字数等方面均存在不少讹误。按照律词的观念对以上问题进行清理与辩正,有助于制订新的词谱,并由此建立新的词体规范。

“诗言志”——中国诗论的诞生

《尧典》携带了漫长历史过程的文化信息,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乐的形态从综合到分化的历史轨迹,乐的目的从宗教到政教的思想变迁,诗的性质从记事到抒情的发展演进,终于掀开中国诗论诞生的帷幕,在文学思想史上确立了重要地位。

晚清英文诗歌翻译摭谈

中国的英诗汉译始于晚清,第一首翻译成中文的英诗是约翰.弥尔顿的商籁体诗《失明,》1854年发表在香港的中文期刊《遐迩贯珍》上。英国传教士开了英诗汉译的先河,后来才有中国人翻译的英文诗歌。晚清用来翻译英文诗歌的语言是文言,诗歌的体裁为中国古典诗歌,晚清的诗歌翻译采用高度归化的策略,读起来犹如用中文创作的诗歌,几乎看不出经过翻译的痕迹,使得英文诗歌的他异性在翻译的过程中消失殆尽。

律诗中的对仗及其英译

律诗中的对仗在英语中没有对应形式,英语修辞中的平行对照虽与对仗有些相似之处,但不是一回事。所以,把律诗译成英语时内容与形式不易兼顾,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当然,从宽泛角度看,诗是可译的,律诗也不例外。诗的内容与意境在译诗中可能会较好地传递出来,但形式上定有所改变或缺损。

缪斯的虔诚守护者——论万龙生的诗歌创作

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领域,诗人万龙生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他怀着对诗神缪斯一颗虔诚的心,真挚地歌唱出对诗歌、对生活、对情感的炽爱与感动,他的诗歌创作为促进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近体诗“拗救”说之检讨

对近体诗＂拗救＂的讨论,前人多为臆说。本文在调查唐代律诗中的＂拗＂病分布的前提下,结合永明诗病进行甄别考辨,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唐代律诗＂拗＂病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联）＂集中出现在五言绝句第一联和五言律诗尾、首两联上;其次是七言绝句第二联和五言律句颔、颈两联上,七言律诗犯＂拗＂病的很少。第二,惯犯＂拗＂病的律句是首（绝句为第一联）、尾（绝句为第二联）两联的出句,单句易犯＂拗＂病,偶句很少犯病。据此推断,＂拗＂病的犯病习惯初始形成于五言绝句,其后再向五言律诗的首、尾两联扩展,然后逐步向颔、颈两联蔓延。其病因都与五言诗病密切相关。二、律诗惯犯＂拗＂病的普遍规律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是首、尾两联。第二,惯犯＂拗＂病的诗句是五言句。第三,惯犯＂拗＂病的字音是第三、第四两个音节。律句所犯＂拗＂病与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四种拗病中,蜂腰拗、鹤膝拗居律诗犯拗之首,与古体诗多蜂腰、鹤膝句式相吻合。三、律诗初创时虽有禁忌、规避诗病的规定,而唐人作诗并无避忌的意识和习惯,由此证明＂拗救＂理论无实践依据。

重涉:典律的生成——当前新诗问题的几点思考

以新诗百年反思为切点,对新诗之"新"重新发问。指认当代新诗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随意性不断打破应有的局限,只见探索,不见守护,只求变革,不求整合,造成标准的丧失与本质的匮乏,量的堆积而致品质的稀释。由此提出重涉典律、追寻本体、收摄汉语诗歌之语言根性以求"安身立命"的诗学命题。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据格律考订马钰、丘处机诗词异文

马钰、丘处机诗词中的27条异文可以从诗词格律的角度进行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