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基于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考察

作为重要政治话语资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引发学界关注。通过“话语的历史”与“历史的话语”双重互动维度,探讨相关话语在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的历史溯源和媒介构建。研究发现,1936年的《生活日报》以“大众文化”的推广促进了抗日救亡“民族联合阵线”的形成,1938年创刊的港版《大公报》从“明耻教战至一心抗战”并且“团结各方并声讨汪逆”,1941年的《华商报》更是注意到“五洲四海”的“民族解放与世界运命”,勾勒出相关话语的产生、强化和拓展,以及话语主体与对象的内在逻辑;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历史资源和现实需求塑造着话语的缘由,抗战时期香港进步报刊上的友敌想象、编读实践与统战宣传则呈现了话语的影响;同时,香港进步报刊的独特性体现在其作为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显著,拓展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立体空间。为在港地较为复杂的舆论场中处理好话语表征的问题,和为港民的国家认同与人心回归制定出话语动员的策略,提供来自历史层面的参照。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实践审视与路径优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双重意涵和定位,在经济层面旨在实现要素高效有序流动,同时型构动态综合体系化的三圈层法治秩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年来,规则衔接从多个维度出发,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于多个领域内逐渐铺开,初步打破地区间壁垒,但仍存在未实质性打破行政壁垒、衔接缺乏融贯性、各地协同性不足,以及要素流动全链条衔接和湾区法治体系全面建构不足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为湾区间法治体系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统筹协调不足导致规则衔接顶层设计缺失,直接原因则是体制机制不健全制约规则衔接的实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纵深发展新阶段,宏观上应当以宪法为统领构筑湾区法治秩序,中观上应以全要素有序流动为具体标准构建规则衔接体系,并依托体制改革和微观机制创新达致规则衔接的根本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的实践审视与体制机制创新

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模式和规则衔接的基本路径,其不同于理论与实务界热议的“规则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准一体化、多中心、多平台的整体发展路径初步成型,但囿于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以及立法权限的差异,大湾区规则衔接主要采取“整体规划,集中突破”的策略,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为原则推动政策型规则衔接,立法型规则衔接则极为鲜见。本文认为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和规则衔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立法协同是指涉及大湾区发展的各个有权主体包括中央以立法方式协调构建大湾区法治环境,强调中央统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仅限地方间进行立法协调的“协同立法”方式。就目前来看,大湾区立法协同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存异”与“趋同”的平衡、立法权限分配层差明显等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运用地方单独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和中央统一立法这三种方式,从制定立法协同促进规范和设立立法协同促进机构两个方面完善立法协同体制,从常态化规则清理机制、规则衔接摸排和评估机制、示范法制定机制等方面创新立法协同工作机制,以立法协同突破规则衔接的重要领域。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基本原理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前沿阵地,关于其规则衔接的理论和实践已较为丰富。但如果追问规则衔接究竟是指什么,学界至今都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规则衔接仍然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基础范畴。在理清规则衔接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之前,关于如何实现规则衔接的实践策略讨论难以为继。虽然学界目前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含义莫衷一是,但至少可以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规则衔接本身不是目的,规则衔接的目的是配合要素跨境流通。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衔接与规则适用、规则统一以及规则趋同等概念有所区别,不可混为一谈。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应理解为一地要素流出规则和另一地要素流入规则的衔接,即各地打破要素流通的规则壁垒,制定低成本的要素流通规则,以实现配合要素跨境流通之目的。在基本类型上,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又可分为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等各种要素流通的规则衔接,政策型规则衔接和法律型规则衔接,单向型规则衔接和双向型规则衔接。如何恰当谨慎地推进双向型法律规则衔接,是粤港澳大湾区法制建设中的重大难题之一,应作为大湾区规则衔接的重点任务。未来应加大力度推进大湾区双向型法律规则衔接,力图破除法域之间的制度壁垒,保障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邓小平同志“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时代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在“一国两制”方针形成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成为治港者的政治规矩,凝聚了支持香港回归的共识,通过中国香港基本法形成约束力,确保香港地区管治权安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入新时代,香港地区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和发展了“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提出“爱国者治港”,织密制度之网,实现了从国家统一思想到国家治理思想的飞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弘扬爱国主义,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规则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关纠纷也日渐增多。对于追求效率与成本的商事纠纷主体来说,调解越来越成为一个既有利于维护商业关系又有助于实现商事利益的最佳选择。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存在法律制度体系差异、实践发展水平不同、内部合作经验不足、跨境法律服务欠佳等阻碍。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在大湾区商事调解既有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找出一条适合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规则衔接的有效路径实有必要。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做好顶层设计,适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示范法”;二是立足《新加坡调解公约》,构建粤港澳“区际”商事调解制度;三是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经验,明确调解员责任归属;四是与国际接轨,扩大纠纷解决的开放性。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复杂互联互通场景的轨道交通计费和清分规则研究

[目的]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线网复杂的互联互通场景下,传统计费和清分规则无法适应。为确保粤港澳大湾区计费和清分结果的精确性,需对该场景下的轨道交通计费和清分规则进行深入研究。[方法]从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场景着手,对计费和清分规则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复杂平行径路的存在是影响计费和清分精确性的关键所在。根据径路识别方式的不同,提出了基于模糊径路识别和精准径路识别的计费和清分规则方案。通过对两种方案的比选分析,提出实施建议。[结果及结论]两个方案均具备较强的可实施性,可选择其一作为主要方向并进一步研究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后续可综合运用各种追踪识别技术实现无感标记,从而在不影响换乘效率的条件下精准识别旅客出行径路并进行计费和清分。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发展路径探索:普通法在大湾区适用的新方式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发展实践中,规范层面上以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为主要目标,纠纷解决层面上形成区际司法协助下的救济型互助模式。由于大湾区内部各司法区域具有独立性,未能在实质上形成各法域之间有效的制度性协同与衔接。部分大陆法国家在建设国际商事平台过程中也有适用普通法的尝试,可以为普通法在大湾区的适用提供新思路。例如,在有限区域内、特定法律领域适用普通法规则,建立独立的跨区域司法协同机制等,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发展提供一种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学术研究现状分析

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理性基础进行研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合作发展建设不断深化。文章在对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研究重点进行简要综述基础上,采用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2018—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领域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并简要评述粤港澳大湾区在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方面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以期为今后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协同立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帮助。

樟木头镇模式:香港跨境人口流动与粤港澳区域一体化

概述近年来香港跨境人口流动状况 ,研究内地最大的香港移民城 - -东莞市樟木头镇自 1992年发展以外销香港为主的房地产业以来 ,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具体分析了第三产业的行业特色 ,即以房地产业为龙头 ,商业、旅游业、服务业以及养老业共同发展的模式。研究在香港跨境人口流动影响下 ,城镇建设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受港资和港人共同推动的樟木头镇发展模式 ,探讨了这种新模式揭示出的区域一体化的阶段性和多样性 ,以及一体化的前景。

香港修例风波的政治经济根源分析

2019年3月以来,围绕《逃犯条例》修订问题,在反对派和境外势力的推动下,香港爆发了一场社会风波,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司法体系都遭受到严重打击。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态、司法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外部环境和西方势力的干扰等因素是造成此次风波的政治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香港的寡头经济、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两极分化趋于严重和民生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等因素是此次风波的经济原因。此次香港修例风波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斗争的反映。要恢复香港的正常秩序,在政治方面,应强化内地和香港的沟通交流机制,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归属感;应深入贯彻“一国两制”原则,加强对完善香港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应推动香港教育体制改革,促进香港的爱国文化教育和正确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经济方面,应增加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为优化政治制度提供经济基础;应增强香港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优化香港的资源配置;应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促进香港与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论岭南文化精神与港人国民意识的建构

岭南文化是中国地方文化形式中的一种,是香港、广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所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也是这些地区人们的身份意识的观念基础。岭南文化精神的精髓是在岭南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香港在岭南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今天港人的国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困惑的情况下,从重振岭南文化入手可推进港人的国民意识构建。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通常适用三个特殊证据规则 :一是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有坦白保护规则和习惯排除规则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坦白免予起诉规则、坦白不得采证规则两项内容 ,后者包括合理排除规则、公务行为除外规则和完全排除规则三项内容。二是证据推定规则 ,其适用的前提是必须已证明一方行贿或受贿 ,并允许被告人反证 ,同时对案件性质、范围以及贿赂数额又有一定的限制。三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包括证明的主体、对象、要求和效力

以人为本 优质服务——香港高校图书馆观感

通过笔者在香港高校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叙述了香港高校图书馆以人为本的布局和设施,方便周到的咨询服务,“藏、借、阅”一体化管理,面向世界的高速公路以及敬业乐业的图书馆员。并提出这些做法和经验是值得内地高校图书馆学习和借鉴的。

营建粤港澳大湾区良好法治营商环境——以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为视角

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需要营造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良好法治营商环境,良好的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营商环境可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服务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将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经贸合作积累相关有益经验。未来一段时期内,建议以"法治先行"和"依法治区"为基本理念原则,以CEPA协议为法律基础,积极借鉴TPP协定、联合国贸发会BIT协议范本和TISA协定等国际经验,勇于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先期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制度主体框架,从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及金融国际化,最终实现内地与港澳之间的高水平自由经贸合作和战略建设的常态化。

论香港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的缘起

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长期困扰香港之原因,可运用“推拉理论”做一解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及其后来的败退,越南新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及越南当局为牟利而参与实质上的“难民贸易”活动等,成为难民流动的推力因素;而香港宽容的难民政策、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西方媒体的信息诱导等因素,成为吸引难民外流的拉力因素。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就业服务的模式及其对内地的启示

香港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就业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从边缘到核心、从单一到全面以及致力突破瓶颈三个阶段。表现出微观"人力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劳动力需求"的模式。在人力资本方面,社工按照待业青年不同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实行分类帮扶,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以及协助在校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社会资本方面,社工透过重建弱势青年社会网络,提升他们的就业机会。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社工通过创造岗位、服务自雇、青年创业以及发挥社会企业作用等方式来解决岗位供给问题。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透过投资社会资本整合能有效促进青年就业,社工可以通过与企业和公营机构合作甚至自己开创短期职位的方式为青年创造就业岗位,有效的就业服务应是预估、培训、辅导、跟踪全程的工作链条。而这一切都需要对内地青年开展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