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调适: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实施

发展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革命战争时期,党曾在小学教育领域推行了“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其中尤以晋察冀边区的实施最为得力。晋察冀边区“民办公助”小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政策推行和政策延续变化两个阶段,在资金筹措、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更加灵活多样。这种教育模式促进了边区基础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战时环境下边区教育的发展,同时展示了对“新教育方针”的努力探索,反映出教育与边区政治、经济等因素互相调适的发展特点,为新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资产管理公司的重新定位与发展思路

国内经济形势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要长期存在 ,但现行的官办官营的经营管理模式不能适应这一任务的要求 ,因此 ,必须重新审视资产管理公司的定位和发展问题。金融控股公司战略是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现实选择。

“教育民营”的理念与制度创新设计

“教育民营”是指由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教育制度。“教育民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 ,它增进了教育公平和效益。在“教育民营”制度中 ,政府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管理领域 ,其职能在于维护和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凭证制度”和“开放一切(除军事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外 )教育服务领域”是“教育民营”制度架构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民营”既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介性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科学定位

国外多种评估机构运作模式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和民族文化背景,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不相符;要建立客观公正、科学有效的中介性教育评估机构,必须处理好评估机构与政府、高校、社会公众以及与同类评估机构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官助”式的评估机构,是一种可供尝试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介性评估机构模式。

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中政府角色合理定位问题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此,要求占据企业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能适时、稳步地“走出去”,即开展国际化经营。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改造,从而推动产业优化发展。基于民营企业整体上的弱质性,在其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需要政府进行多方面同时又合理地,即适时、适势、适度地予以扶持。

从官办到民营——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方针的演变

本着民富国强的原则 ,明治政府从早期的官办为主 ,迅速转变到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阶段 ,为此他们采取了官办示范、官督民办、官助民办等多种形式并举的政策 ,多方扶植诱导。在民营经济成长壮大之后 ,他们又果断地低价出售国企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缔造了明治维新的奇迹。

官商之间——从周学熙与袁世凯北洋政权的关系看启新内部的官商关系

近世中国沉沦的历程 ,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 ,而能否正确处理推动近代化进程最有力的两根杠杆———官与商的关系 ,则直接关系到近代化的成败。周学熙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在这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着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农村中小学教育保障条件大大减弱 ;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仍不能得到较好解决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根本解决县级政府的财力结构与其负担的义务教育责任不相称问题。本文提出其解决方案为重构农村义务教育事权划分格局 ,即在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在由乡镇为主转为以县为主的基础上 ,构建起“国家办学 ,分类承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

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有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基于民营企业整体上的弱质性,在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需要政府进行多方面扶持,但在扶持过程中要关注其合理性地的问题,即对民营企业扶持要做到适时、适势、适度的紧密结合。

市场化进程、政府权力与民营经济路径差异

基于禀赋和制度租金调整速率的差异，阐释市场化进程、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民营经济演进之间的内在逻辑。实证分析区域民营经济演进的影响因素。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特定地区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组合及其协同演进，决定了该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方式、路径和速度。由此，不同地区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并内生出相应的融资模式。

公助民办:高等教育举办体制的理性选择

一种合理的高等教育举办机制只存在于一种合理的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中。政府与高校、政府与社会之间都应是一种横向互动关系,而非纵向控制关系,而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则存在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相生相赖关系,高等教育应奠基于社会,而不是政府。公助民办是高等教育举办体制的应然选择。"公助"恰当地反映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民办"则合理地顺应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助民办"既符合高等教育自治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也是促进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保证。我国高等教育要从单一的政府主导体制走向公助民办的多元化体制,就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循序推进部分公立高校转制和大力提倡和推行教育家办学。

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与政府的多重扶持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此，要求占据企业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能适时、稳步地“走出去”，即开展国际化经营。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改造，从而推动产业优化发展。基于民营企业整体上的弱质性，在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需要政府多方面扶持。

恩格斯列宁的农业合作社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解读了恩格斯、列宁的农业合作社思想。指出恩格斯、列宁的农业合作社思想对我国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启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将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联合起来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其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还需要"文化工作"的支持,即做好合作社教育。

社会力量办医的发展趋势比较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我国社会力量办医的运行状况及发展趋势。方法:利用2008年到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政府办医、社会办医和个人办医的机构数量、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多元化办医的格局已被打开,而且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其规模较小,业务占比量不理想。结论: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完善医疗机构资源配置。

文字下乡与柔性动员:中国共产党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研究

陕甘宁边区乡村相对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曾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进程,加剧了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势力的双重围困而获取政权和民族独立的难度。在综合力量不足的条件约束下,中国共产党探索实施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方针,将乡村教育与政府工作、劳动生产、家庭生活和社会教育相结合,通过牢牢掌握领导权和引导权,充分发挥农民主体的自主性作用,形成了以文字下乡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相对土地改革、民主选举、诉苦等组织动员方式,以文字下乡的柔性动员方式改造乡村、建设乡村,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深入乡土社会,达到组织动员农民的目的。从社会动员的视角阐释“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对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农民的关系,乃至对当前“教育扶贫”工作都有启示意义。

“民办公助”机制下的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以慈溪市观海卫镇为例

当前农村幼儿教育以民办为主。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存在着"编制紧、素质低、流动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民办公助"机制,从经济上、制度上、管理上加强对农村薄弱幼儿园的扶助。要通过完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通道、实施幼儿教师培训券制度、开展幼儿教师园本研修、建设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等措施加强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民办幼儿园办园现状调查研究——以甘肃省某县为例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是幼儿教育发展最为薄弱的地区。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民办幼儿园成为农村幼儿教育的主体。鉴于甘肃省的典型性和便捷性,本研究应用文献法和调查法对甘肃省农村地区民办幼儿园的办学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师资力量、办学理念、幼儿园内部管理、家园结合、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资金投入和保障等问题做了相关探究,并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知识治理对个体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的跨层次分析

知识治理是知识管理活动的制度保障,是在制度层面上对知识行为的引导、激励和约束,进而维护知识活动各方的利益平衡、促进知识活动效益的最优化。知识共享行为是一种组织制度安排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行为过程,受到知识治理的影响。知识治理对于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很多的学者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涉及变量和因素有限,结论不稳定。另外,知识治理对于知识共享影响的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探究。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知识治理是组织层面的变量,个体知识共享是个体层面的变量,现有文献较少运用跨层次分析方法来整合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剖析知识治理机制对个人层次知识共享的影响,因而研究结论有待验证。因此,基于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本文探索性地引入中介变量组织支持感来分析知识治理对于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关系。依据已有的文献成果,本文提出以下8个假设:(1)正式知识治理对非正式知识治理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2)正式知识治理对于个体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非正式知识治理对于个体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正式知识治理对于组织支持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非正式知识治理对于组织支持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组织支持感对个体知识分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组织支持感中介了正式知识治理与个体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8)组织支持感中介了非正式知识治理与个体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了验证以上假设的有效性,本研究以中国华北地区140家企业621名员工为被试对象,其中男性占53.62%,本科以上员工占89.05%,工龄在5年以上的员工占76.97%,基层和一线工人占87.76%。对于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中成熟量表进行测量。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测量参考了Cao等(2012)对于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的测量量表,组织支持感使用Eisenberger编制的问卷,知识共享行为采用Yi开发了一套有效可靠的知识共享行为量表。所有变量在本文样本中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都达到标准。在确保问卷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基础上,本文利用跨层次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得到了如下结论:(1)在知识管理领域中,员工组织支持感是链接组织知识治理与个体知识共享行为的中介桥梁。组织层面的知识管理活动一方面通过正式的知识治理对于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更重要是要通过对于员工组织支持感的影响来间接的作用员工知识共享行为。(2)组织知识活动对于员工个体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是多层次相互作用的结果,过程复杂。组织层面的正式知识治理通过三条途径作用员工个体知识共享行为:直接作用、通过非正式知识治理影响组织支持感的间接作用以及通过组织支持感的间接作用。非正式知识治理是间接的通过组织支持感的单途径来影响个体知识共享行为。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进一步打开了知识治理对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的"黑箱",丰富了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此外,本文结论对企业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要有效创建完善的知识治理机制,二是要重视对员工组织支持感的提升。本文虽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样本收集的数据受到地域和行业的限制;第二,对于知识治理的划分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中介变量、作用路径和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以上三点问题将是今后研究和改进的方向。

“先锋”与“后盾”:个体资本、单位层级与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绩效——基于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72个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六大工作机制"之一,干部驻村帮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抓手作用。本文基于在陕甘宁深度贫困地区采集的2万多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第一书记的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派出单位层级、村庄资源禀赋以及贫困户属性等因素入手,验证第一书记贫困治理的"先锋"角色和派出单位的"后盾"作用。本文发现:(1)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层级和职务职级越高越有助于提升贫困治理绩效;(2)第一书记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则贫困治理绩效越低。本文为考察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提供了一个"先锋"与"后盾"的互动视角,并在实证分析中优化了贫困治理绩效评价方法,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有助于完善第一书记选派制度,提升第一书记选派精准度和匹配度,从而提高干部驻村帮扶绩效。本文的局限在于缺少对贫困治理绩效进行动态分析以及对第一书记有关个体特征的控制,这是后续需要予以关注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