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广播剧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丝路之声系列广播剧为例

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传媒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声音传播为物质载体的广播剧借助各种社交媒体及网络音频客户端快速融入普通百姓的精神消费中,在文化宣传、价值引领、道德塑造、审美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广播剧利用其声音叙事的特点,占领了乡村文化的高地。首先,丝路之声出品的系列广播剧,或取材于百姓身边的人或事,或讲述非遗民俗文化,或讴歌红色革命精神,深受百姓喜爱,大大拓展了乡村的听觉文化空间;其次,广播剧将传统乡土价值与时代核心价值观融入故事和人物形象中,激发了广大民众向善向美向真的价值追求,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最后,广播剧借助传统的声音叙事优势,以声塑形、以声传情、以声铸魂,引导民众在艺术的审美熏陶中体悟生活的真善美,提升其艺术鉴赏水平和精神修养。

新的“组织起来”:当代电视剧中的城乡叙事话语

中国的城乡关系以融合为发展趋势,立足点主要是城市。而以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例,可以看到还存在以乡村为中心的城乡关系。在近十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有三种城乡融合的叙事话语:一是以乡村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融合,二是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知识融合,三是以精神文明为基础的秩序融合。“组织起来”是延安时期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经验,而从当前电视剧中的城乡叙事可以看出,新的“组织起来”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于城乡融合发展维度中的新风貌。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戏剧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以苍梧县采茶戏为例

苍梧县采茶戏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民族文化底蕴。对采茶戏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抓手。为解决当前苍梧县采茶戏市场萎缩、人才断层等困境,应充分挖掘采茶戏价值,茶戏结合,促进学术交流,加大传承人培养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苍梧县六堡茶资源,实现农文旅结合,带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强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20世纪90年代“飞天奖”优秀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新女性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乡村女性成为电视剧编创者不约而同聚焦的对象。以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获奖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例,探讨其中女主人公共同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农村新女性经历了从背负“传统”到抵抗“物化”,再到最终成长为独立女性的艰难蜕变。

“复兴农村”:民国时期熊佛西农民戏剧课程实验研究

民国时期,在面对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危机严峻的情形下,国民政府于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了“复兴农村”的口号,乡村教育问题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重建乡村社会,以戏剧教育促进农村的复兴,在知识精英的引领下,戏剧课程得以通过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等形态大力发展。其中熊佛西等人在河北定县所开展的农民戏剧课程实验,更是具有艺术先锋性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尊重地方戏剧的教化功能的前提下,依靠推行农民戏剧课程实验来启蒙下层民众与改造乡村社会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在遭遇诸多困难的境遇中,熊佛西等人构建了以农民戏剧课程为典范的新乡土课程范式。从课程与教学理论的视角来评价农民戏剧课程实验,可以发现:这场实验从课程主体、课程内容、教学空间、教学方法等多层维度上更新了课程范式,这对优化当代学校乡土课程设计、助力农民戏剧课程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

乡村戏剧、社会交往及赌博是近代江南乡村地区几种比较重要的娱乐活动。但细究之下,这些活动并非在一年之中的每一个时段都会均匀地进行,而总是会伴随着农事活动的开展显示出一定的周期性,即通常集中在农闲时期进行,一入农忙则就很少发生。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间相契合的关系。

地方戏剧在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变革中的价值——以广西平南牛歌戏为个案

地方戏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方式,对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意义重大。随着当下乡村文化生活因国家力量的逐渐退出由公共性、全民性、狂欢性转向私人化、小众化、日常化,以牛哥戏为代表的地方戏剧依托民间礼俗与民间力量的积极介入契合了这种发展趋势,使转型时期农村萎缩的公共文化空间得以激活,并渗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建构出新的社会功能,实现自身繁荣,成为支撑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力量。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与合理介入,挖掘包括地方戏剧在内的传统文化样式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从狂欢到日常:牛哥戏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变革

与当前普遍的乡村戏剧衰落的格式化叙述截然不同的是,牛哥戏在桂东南乡村的演出场景热闹红火。作为当地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方式,牛哥戏一方面通过演出构建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并帮助乡村社区形成新的孝道象征符号。另一方面介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看牛哥戏已经成为当地乡民喜好的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由于契合了当下乡村文化生活由公共性、狂欢性转向私人化、日常化的趋势,乡村戏剧的持续繁荣成为乡村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文化建设的内生力量。

寂寞的锣鼓:社会学视角下的江西农村曲艺保护与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繁盛农村文化,这为江西农村的民间曲艺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富有想象空间的发展契机。农村曲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社会功能,都亟待加强保护传承。研究认为,农村曲艺嵌入在政府推力、市场拉力、社会活力所构成的结构性框架之中,在各种不同要素组合的约束中,完成农村曲艺的生产、供给和消费。基于不同的生产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差异性的传播和消费模式,需要探索多元化保护与发展路径。

参与式农村扶贫的发展——贵州茂兰国家自然保护区实施参与式农村扶贫案例研究

参与式是目前扶贫项目采用的方法,参与主体的范围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也是参与式发展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了中药材种植培训以及农村生活剧两个扶贫项目,作者认为,在参与主体的范围里,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要包括项目点当地的历史、文化、经济现况等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存在的因素是当地贫困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中也孕藏中扶贫项目的有效切入口。

当前农村业余演剧的受众群体特征及启示

按照对演剧活动的喜好程度来划分,中老年群体是农村业余演剧的核心受众,其对观剧的热爱多来自情感需求和归属需求,留守儿童则是演剧的潜在受众,其对观剧的热情更多来自娱乐需求,相比之下,那些逢年过节偶尔返乡的农村青壮年群体则是出于社会交际需求去观剧,他们成为演剧的一般受众。尽管各类受众对观剧的需求差异性很大,但都对观剧有着自己的期待,戏曲在农村仍然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而现实中,农村业余演剧市场却逐渐被低俗的歌舞表演所挤占,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戏曲逐渐在销声匿迹。因此,针对受众需求打开农村的演剧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

定县农民戏剧试验及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1932-1937年熊佛西领导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试验是一次重要的乡村文化建设尝试,它的时代背景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以及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存在一种"向下看"的大众化潮流。定县农民戏剧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试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经典的农民戏剧文本,并极大地调动了定县农民大规模参加话剧演出的热情,在试验中首次出现农民自发建造剧场。从对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定县戏剧试验在文化切入途径、跨越文化障碍、"树人"等方面取得丰硕经验。

壮族师巫语境下的乡村仪式演剧

联系壮族师巫语境探讨乡村仪式演剧,发现其融歌、舞、戏为一体的师公戏源于宗教祭祀,属于民间拜鬼神、谢天地,为族群酬神祈福禳灾,为生活求丰收保平安的乡村艺术,具备自身特有的组织习俗和演出习俗。

新时期以降广西农村题材影视剧中农民形象演变研究

20世纪80年代广西影视剧中的农民通常是愚昧、固执、守旧的代名词。随着社会现实语境的变化,广西农村题材影视剧中农民形象逐渐向思想丰富、个性立体化的多元特征发展。广西农村题材影视剧对农民形象的构建从其诞生之初到新世纪,从未脱离过对时代发展主题的把握,凸显了新时代的主旋律色彩,善于通过表现民族性来构建农民形象。然而,其对农民形象的刻画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农民形象的表现范围过于狭隘,乡村干部和创业者仍然是创作的主要对象,且政治色彩浓厚;农村影视剧创作具有滞后性,缺乏当代性和现实性,没有体察新形势下农民心理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叙述者疏离现实的知识分子通病。

明清“乡村祭祀剧”与通俗文学的传化及宗教生活的展开

十六世纪开始渐次兴盛的通俗文学,通过对社会一般宗教生活的建构、抟合和传化,在近世中国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俗文学虽然是书写文本,但可以被融入各种表演艺术从而实现对广大庶民的传化。“乡村祭祀剧”即是这些表演艺术形式中的典型之一,作为社会一般宗教生活的仪式部分,它承载着通俗文学的核心价值,实施着通俗文学深入传化的功能,并由此发挥了通俗文学对社会一般宗教生活的反向建构作用。

新世纪电视剧理想进城女性的伦理解析

新世纪热播的关于乡村女性进城电视剧中,进城乡村女性由于固有的传统伦理成为理想中的人物。但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乡村进城女性孱弱的双肩显然无法挑起传统伦理的重担,她们进城之后表现出的较强的适应能力以及勤劳、善良、宽容、敢于担当的品质掩饰不了肉体和心灵受到的伤痛。她们不过是电视剧为了迎合大众的欣赏口味而塑造的理想人物,表现出现代文明冲击下大众疲倦的心灵对传统道德的呼唤。

乡村公共空间的雏形与定县戏剧试验的创作衍变

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戏剧试验是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独特现象,研究者较多,但常常忽略它自成一格的生成过程,一些重要问题仍语焉不详:它究竟应被视作戏剧教育运动还是艺术革新先锋?作为戏剧大众化的典范,它又是如何理解和表现"大众"的?对此,考察定县戏剧试验在创作上的衍变极为必要,内容和形式的更迭、联系凸显了定县戏剧试验的重心,即构建一个群己相维的乡村公共空间,把演出空间和剧场观众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此过程中,"大众"不再是下层启蒙者发现的风景,而就是戏剧自身。

文化运动与国家建设：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与整顿

政治和文化交叉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前或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文艺改造。而本文研究建国初期(50年代初)的革命文化,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土改和其他的国家建设运动实为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文章通过审视中南区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如何通过群众运动发展文化馆(站)网络,依次组织建立全省的农村业余剧团,并以此作为改造地方文化的手段,以加强对地方的渗透,从而进行国家政权建设。文章同时也指出了民间文艺和民间艺术家与中共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论农村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性与表演性

影视剧属于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性与表演性是它最本质的两大基本属性。优秀的影视文本是剧作成功的前提与保障,演员"走心"而精湛的表演是剧作成功的凭借与依托。然而,当前我国部分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存在着文学性弱化,表演上失真与艺术类型偏误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题材影视剧,影视剧在制作过程中必须提升文学性和加强表演性。

一次对于乡村建设的再投入与再思考——板万村布依戏台搭建记录

在经历了早期大规模乡村建设后,板万村的乡村社会正处于与现代经济体系融合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贵州大发展的态势下,板万村的对外依赖程度仍然很高,此过程中乡民不免会对外界产生怀疑或依赖的心态。作为板万村的乡村建设者,中央美术学院团队不断关注它的发展,并为之持续引入外来资源进行帮扶。在2019年,团队又利用国家艺术基金培训的机会,为板万村传统布依戏搭建了一座新的戏台,可以看成是一次乡村建设的"再投入"。希望借此能够加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激发一系列维系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事件,这或许对于乡村社会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