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女性参与的实践形态与角色适配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女性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则是其一项重要举措。不同于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地方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其人居环境整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女性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动员与组织、实施与整治、检查与监督阶段参与各项工作,切实推进人居环境的整治,也促进了女性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升了村庄集体行动力。究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则是由于农村社区“场域”塑造了女性自身角色,形成了女性社会组织,促使女性主动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各阶段,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状况。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安居”与“乐业”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进行替换变量、控制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改善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与就业环境来促进劳动力回流。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吸引的回流劳动力具有年龄大、学历低的特征。此外,农村劳动力回流后更倾向于非农就业。因此,建议进一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外出劳动力回流后的“安居”和“乐业”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基础,进而更好地吸引高素质劳动力适度回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活态传承视域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设计研究——以三江县八江镇马胖村为例

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是中华历史文化发展重要的实物见证之一,其保护利用关乎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人居环境的保护和发展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保护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有序传承,是值得人们深思与研究的课题。文章提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态传承的保护思路,分析了传统村落失“活”的特征及诱因,并以活态传承的视角,对具体案例的活态再利用进行研究,以期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保护传统人居环境。

浙江省“未来乡村”共建共享模式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为例

宅基地资源的供需矛盾、多元主体诉求矛盾制约了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的推进。以“未来乡村实验区”青山村为试点,为多元主体构建差异化的共建机制,提出营造乡村共享空间的三大策略、四大模式。新老混居、青年公寓和院落式住宅组团模式采取私密—半私密—公共空间的分级设计,解决新老村民对住房私密性和社交空间需求的矛盾。乡村共享空间模式促进宅基地高效利用,全周期的共建模式统筹多元主体诉求,为推进未来乡村建设提供样板。

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门槛效应——基于安徽省城市模型的研究

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安徽省旅游发展主要集中在皖南地区,皖北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两个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2)安徽省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在时间上波动不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3)旅游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随旅游收入密度的增加呈现系数逐渐减小的上升趋势。至2020年,旅游收入密度小于3112.6746的城市,其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旅游收入密度大于3112.6746但小于6645.4197的城市,其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已难以起到显著效果;旅游收入密度大于6645.4197的城市,其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已微乎其微。

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山东省S县刘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动员”机制,其特征是通过党组织建设、组织嵌入与组织动员三阶段实现基层自治。首先,基层党组织通过成员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焕发组织活力;其次,基层党组织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最后,通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嵌入之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达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实践,以取得良好的基层治理成效。

精明收缩理论导向下的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策略研究——以晋西北荣庄子村为例

乡村人口持续流向城市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战略选择,如何在二者中找到平衡,既满足乡村持续发展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是当下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引入精明收缩理论,以晋西北神池县荣庄子村为例,通过分析乡村在人口、空间、产业方面的收缩变化与存在的不均衡表象,探究其对人居环境建设产生的深层影响。从城乡融合角度提出优化既有农房、实现产居一体、整合既有资源的精准策略,以期为农牧交错地区的近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借鉴。

乡村生物多样性——变化、维持机制及保护策略

【目的】生物多样性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生态基础,无论是在乡村自然景观、生产景观,还是在乡村聚落景观中,生物多样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要素,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乡村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变化、维持机制及保护策略亟待研究。【方法】通过综述国内外乡村生物多样性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阐述乡村生物多样性概念构架,探讨乡村生物多样性现状及特征,分析乡村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子。【结果】乡村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既包括由非生物因子调节和生物因子调节的自然机制,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协同调节机制。【结论】提出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策略,并以重庆梁平区印屏村为例,进行乡村景观营建及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案例分析。最后,对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提出乡村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内容。

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河北省2008—2020年的时序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乡村人居环境及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08—2020年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城乡收入比和农村污水处理率是制约乡村人居环境及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

乡野杂草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策略——以四川东北丘陵区蚕华山村为例

【目的】乡野杂草是乡村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乡村生态系统的核心生物要素。长期以来,乡野杂草多样性的科学价值未得到足够重视,研究乡野杂草多样性特征及维持机制,并提出乡野杂草多样性保护策略,是乡村生物多样保护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方法】选取四川东北丘陵区域典型传统村落蚕华山村为研究区域,对村落内乡野杂草种类及分布情况进行定性及定量调查。【结果】共记录乡野杂草65科188属263种,分布在院落、农田、水塘、沟渠、篱笆、崖壁、片林等21种不同类型的乡村生境中。分析发现,影响乡野杂草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为光照强度和土壤含水量,丰富多样的乡村生境类型为乡野杂草生长提供了多样化水热组合条件,而乡村生境多样性的维持与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结论】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在分析乡野杂草多样性维持机制的基础上,提出5项乡野杂草多样性保护策略:1)合理布局“三生”空间;2)修复重建“丘-田-林-塘-居”单元;3)保护乡村小微生境及构建立体生境网络;4)选用乡野杂草恢复乡村植被;5)传承传统乡村生态智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实用性”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以海南省东方市布套村庄规划为例

乡村振兴政策的发展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期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乡村振兴的规划为先导,乡村将在空间和功能上发生重大的改变。目前“实用性”的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在海南省还处于起步的探索阶段。本文对海南省东方市布套村的“实用性”乡村人居环境规划进行介绍,分析布套村特色的可持续资源和村庄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规划贴合实际的技术路线、设置多方位协调的工作机制、开展详实可靠的摸底调查以及优化创新务实的经验方法,从而建立布套村的“实用性”乡村人居环境规划,也可为其他乡村的人居环境规划提供参考。

自发与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类型差异及互动机制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实现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基于自发与嵌入的理论视角,构建“自发-嵌入”的分析框架,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划分为村庄自治、政府主导以及企业参与等三种类型。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类型实践案例比较分析发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在自发性与嵌入性两个层面上的差异,导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及其推进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关键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仍需相关主体之间进行相互作用,从而驱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之间也可因适宜的互动机制实现有效互动。由此,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要注重自发参与,在共识中达成集体行动;又要注重资源嵌入,在治理中探索有序发展;还要注重主体互动,在平等中寻找协同共治,才能真正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高效治理。

“是否值得”对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村地区的Ologit模型实证

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当前,如何摆脱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低的困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不值得”定律三要素(即价值观、个性与气质以及现实处境)审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农民参与意愿低的不利现象,基于福建省55个村庄的283份调查问卷与Ologit模型定量研究“三要素”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价值观、个性与气质和现实处境均有明显影响,农民的价值观、个性与气质和现实处境越佳,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越高。(2)在价值观方面,风险感知、责任认知有较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责任认知的影响较风险感知大。(3)在个性与气质方面,互助行为和奉献行为有极显著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互助行为。(4)在现实处境方面,良好的制度信任和邻里关系均能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制度信任较邻里关系显著。塑造农民的环保价值观、提升环境治理技术和能力,并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

喀斯特地区农村人居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喀斯特地区特殊的生态系统与多样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叠加,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面临复杂困难和挑战。作为喀斯特地区的典型省份,贵州省坚持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满足本土需要、适合本地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其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本文通过调研座谈走访,整理贵州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成效,深入讨论喀斯特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问题和特殊困境,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乡村鹭鸟栖息地设计策略探析——以湖南省宁乡市箭楼村为例

乡村具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多样的生境类型和丰富的食物资源,是鹭鸟栖息的重要场所。鹭鸟是常见的涉禽,其栖息情况能够反映出生态环境的优劣。湖南省宁乡市箭楼村具有山地、树林、漫滩、溪流、农田等多类生境,鹭鸟资源丰富。基于鹭鸟在觅食环境、营巢区域、惊飞情况等方面的习性,总结出水环境、植物、干扰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箭楼村为例,提出设计策略:漫滩区域中,营造缓流浅滩、打造鸟岛生境、丰富基底地形与材质、近自然改造驳岸形态、分层布局斑块式植物组团等;农田周边区域中,维持农田基础、拓宽加固河岸、调整河床底质、净化水体、梳理植被、阻隔视线等;树林区域中,连通小片树林、阻隔人类活动、丰富人工林群落、补充针对性树种等,为乡村区域的鹭鸟保护性设计提供思路。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义、问题与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我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战略的实施。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到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从农村基础设施、技术支撑和农民互动渠道三方面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过对目前政策实施成果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还存在数字技术体系不成熟、推行模式不规范、农民参与途径单一以及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为实现数字技术高效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建议加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拓宽农民政策参与渠道,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网络协同机制;建设环境治理数字化平台,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

景观干扰对乡村半自然生境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乡村半自然生境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有助于推动乡村生态景观高质量发展。村以下尺度乡村植物多样性研究存在生境类型分析不全面、景观影响因子单一化、定量干扰机制不深入等问题。在南京江宁西南部乡村地区,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和广义加性模型,探讨了多种景观干扰对6类乡村半自然生境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并提出了基于乡村植物多样性维持的景观响应策略。结果表明:1)乡村景观格局、景观管理强度和类型等对不同半自然生境植物多样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其综合解释度约为10%~50%,小规模林斑、连接度高的半自然生境、小面积池塘(<0.8hm2)、茶田景观粗放管理方式、乡土树种混交林等对植物多样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2)在所有显著性指标中,斑块面积、斑块隔离度对各类半自然生境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最为突出,是驱动乡村植物多样性变化的重要景观因素。

漫谈民办高职教师佐助乡镇高质量发展

乡镇经济增长及其生境优美和居民福康,是区域和中国强劲发展与绿色中国诉求和基础。协进乡镇高质量发展在民办高职的社会服务范畴,是高职教师职责与作业。教师给力乡镇企业及其教育、文化、医疗发展且成效显著,这可放大教师和增强高职影响力知名度。乡镇高质量发展涉及很多人事,多侧面襄助企业低碳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多角度辅弼乡镇绿色发展和建健康乡镇,基于援助乡镇发展的佳绩位列乡镇、区域高质量发展英雄榜,教师当主动和达成。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土地整理潜力估算

该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定量的数学模型来估算村庄土地整理净增加的潜力。估算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整理系数2010年为1.42～2.42、2030年为2.27～3.27,分别可净增加耕地面积173.81～296.58万hm2、279.10～401.86万hm2。通过对不同时间和不同生态区的整理系数比较,村庄土地整理潜力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在时序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人口会逐渐减少,整理潜力逐渐增大;在空间上,东部和中部村庄土地整理净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较大,而西部的潜力较小。

自然限制性条件下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估算了天津市农村居民点在自然限制性条件下的整理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天津市各区县的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393～0．954；在自然限制性条件下，天津市各区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2010年为4．83％～51．69％、2020年为10．95％～53．28％。天津市可净增加总耕地面积分别为25996．17、27677．99hm^2；在时序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天津市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整理潜力逐渐增大。在空间上，天津市北部、东南部整理增加耕地潜力较大，天津市东部、中西部整理增加耕地潜力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