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乡土小说更新的双重逻辑与路径

乡村和乡村生活始终存在,中国乡土小说不可能消亡,但须不断地转型与更新。更新的历史逻辑在于,百年乡土小说形成的几种传统叙事范式未能切近乡村与农民,表现为叙述视角的“他者化”、叙述方式的“工具化”、叙述模式的同质化,农民形象匮缺主体性等。更新的现实逻辑在于,“乡土中国”已经裂变为市场时代的“后乡土中国”,农民、村庄、城乡关系等均发生了深刻变迁。新的时代感觉结构,自然孕育着新的乡土话语表达,未来乡土小说可在乡土文明价值认知、理解乡村新变趋势、城乡关系、叙事伦理、农民形象等五个维度进行更新,从而在主题凝练、人物塑造、叙事模式、美学面向、结构策略等方面发展和衍生更多新的范式。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乡土叙事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质询——论刘玉栋小说创作

刘玉栋小说的乡土叙事构成对乡村历史与现实的自觉回应。他的小说《雾似的村庄》是在1990年代以具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乡村困境的历史前提。《我们分到了土地》是在20世纪末通过回望和重述历史来表现对乡村历史命运的忧思。《跟你说说话》《早春图》《幸福的一天》等作品从不同的主体位置出发表现城市对乡村生活的支配并把这种支配关系问题化,《年日如草》揭示了城乡关系中进城务工者被给定的位置以及摆脱这种位置的可能性。

新世纪儿童乡土小说对乡村文化的书写与思考

新世纪的儿童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形成了以现实型题材为主、追忆型题材与幻想型题材多元共生的局面。这些儿童乡土小说中包含了大量乡村文化的质素,对乡村物态文化、乡村精神文化、乡村制度文化、乡村行为文化均有全面书写,内涵极为丰富。对此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梳理与探究,对作家深入书写乡村文化,避免创作过程中出现不良化倾向,指引其写出创新性的经典之作,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从“外省青年”到“农村新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流动农民形象的一个侧面考察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扶贫攻坚项目的推动,塑造“农村新人”成为作家自觉的追求。这些“农村新人”大都是突围农村成功的青年农民,野心勃勃并成功立足城市,获取了人生蜕变的资本、技术和现代观念。但在“乡愁”的召唤下,这批外省青年返回家乡,重新构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围绕土地流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农业、产业、生态”于一体的乡村共同体,带领乡村致富,整合城乡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领头人。可见,在大迁徙时代,“外省青年”与“农村新人”之间形成某种有效的勾连,身份的漂移性成为新时代农村新人的典型特征。

先锋主义视阈下新世纪乡土小说探微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先锋主义叙事是其中的另类,其既不同于现实主义的针砭时弊,又不同于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亦与正统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风格相异,它兼具多种审美形态的表征,从而形成了新世纪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乡土叙事的向度。先锋主义书写具有较为复杂的叙事内容,历史与现实的交织,阳世与阴间的纠葛,人与动物角色的互换,在怪异与荒诞的叙事中,展现了灵魂的游离与历史的轮回。同时,新世纪乡土小说具有极其自由的叙事,取材广泛,边地的风俗、颓败的村庄、人间的苦难等,这些意象构成了其审美样态。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的关系书写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之间处于“围城”与“看/被看”的关系之中。在“围城”状态下,留守女性安然自得的生活模式使进城女性对乡村生活充满渴望,而返乡女性光鲜亮丽的外表使留守女性对城市充满了欲望。在留守女性与返乡女性互相“看/被看”中,完成了对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审视,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内心秩序的重建。在作家的乡土书写中充满了对返乡女性的“无家”状态的同情与悲悯,返乡女性渴望通过归乡来实现内心的救赎与和解。

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乡村权力的异化

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乡村权力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都市社会的亚文化不断侵袭着乡土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权力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对权力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金钱与权力的深度融合导致权力更替异常艰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放弃乡村道德底线,使得"笑贫不笑娼"的价值理念在乡村横行,践踏了乡土社会的纯洁,更有甚者不顾廉耻大发"村难财"。另一方面,随着乡村自治制度的不断深入,村长的权力被强化,成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村民对特权的崇敬和畏惧导致人性发生畸形变化;基层组织任意曲解上级组织的监督制度,对上级组织表现出病态的附和与献媚。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发现并捕捉到当下乡土社会权力的变化,揭露出乡村权力的阴暗面,发掘出被体制化了的人性弱点。

周立波乡土小说特色论

周立波作为湖南现代乡土小说和当代乡土小说的承上启下者,贡献是巨大的,以他为中心,湖南形成了“茶子花”派,他的乡土小说体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之情,追求一种清新俊美的艺术审美风格,展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赢得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乡村题材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收获——评王旺山长篇小说《铁花》

小说《铁花》真实地还原了一个世俗化的乡村世界,写出了三代人对于土地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生活观。作为一部地方性写作的典型文本,小说充满丰富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作者地方性写作的背后,既有抵抗全球化文化潮流的企图,也有寻求与世界对话的努力。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该小说以舒缓的叙事节奏建构了一种慢的小说美学。

守望故土 铭记乡愁——贺享雍《乡村志》系列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

乡土记忆,是中国作家最重要的文化记忆。贺享雍作为四川"巴山作家群"的重要代表作家,2003年开始基于自己生活成长的土壤创作发表了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十卷,表现巴渠地区农村在土地、乡村政治、民主法制、教育卫生、婚姻家庭、生育养老、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的生活现状,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的剧变和矛盾冲突,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生活史、心灵史和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从书写、审视、建构三个方面来探究贺享雍小说中的叙事伦理,为我们思考乡村伦理建设、故土复兴和乡土小说文学形式创新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和启迪。

“镜像”关系中的乡贤与村霸书写——基于近二十年来乡土小说的考察

乡贤与村霸是当代乡村社会中的两个非常显著但又明显不同的群体。在近二十年来的乡土小说中,他们都得到了丰富的书写,并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形象。一般而言,乡贤与村霸形象是对立存在的,他们处于道德的两端,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不仅可以在人性与道德方面相互连通、相互转换,而且在"交往"中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际上,自我主体意识是在他者形象的基础上建立的,这就意味着,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乡贤与村霸都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修改自我乃至确立自我。

从乡土小说看中国妇女地位之变化——以刘恒为中心的研究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乡土文学见证了妇女的解放历程,一部中国乡土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妇女的解放史、成长史。它从不同层面见证了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因而通过乡土小说,体察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地位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文学里的留守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留守女性生存图景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大潮的推动下,向城求生成为农民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践。但受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中国农村出现一个独特而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世纪之交的乡土作家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将笔触深入到乡村留守女性的心灵深处,书写出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留守女性生存图景,在其创作中展现了一个苦难与艰辛交融、寂寞与焦虑并存、留守与进城两难的留守世界,传达出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

地方性书写对“大小说”的建构——从“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谈起

从作家的本质属性来说,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一种地方性书写。地方性书写对于"大小说"的意义重大。对于"大小说"而言,地方就是那只等待解剖的五脏俱全的麻雀。"大小说"的写作多从解剖地方入手,"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即是如此,三部作品所关注的正是作为"地方"的苏北鲁南。当下许多中国作家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地方经验"如何重构,"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写作实践证明,地方性书写必须回到乡村现场,作家要努力把自己的身心深深融进中国乡村大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真实的当下中国农村图景呈现给读者。

论昭通作家群乡土小说对待城乡文明的价值困惑

在面对城乡文明的冲突时,昭通作家们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深感乡村的落后,乡村人的愚昧,希望乡村能够尽快摆脱落后状态,又赞颂乡村纯朴的人情,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他们既羡慕城市的富足与现代气息,又痛恨城市人的冷酷自私。于是他们笔下的人物也徘徊于城乡之间,莫知所从。这其实正折射了昭通乡土小说作家们面对城乡文明冲突时所产生的深深的价值困惑。

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

新世纪的中国乡村与乡土小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容量,乡村与乡土小说的历史化也成为可能。乡土小说历史叙事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在农民作为叙事主体之外,新世纪乡土小说不断进行以土地和乡村作为历史叙事主体的文学尝试,以期进入“乡村本体”书写的根性问题。二是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农民性”问题。新世纪乡土作家如何在对“农民性”理解的基础上,创作出“作为”农民、写农民、为农民的乡土小说。三是坚持批判性历史意识或纪念碑式历史意识的文学历史叙事,发现乡村历史叙事的两条线索。只有将中国乡村置于历史的维度进行思考,才能发现当下乡村的现代性问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资源。

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世纪乡土小说

新世纪以来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内部联系日益深刻,导致乡土文学的概念内涵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也出现了以往乡土小说中没有出现或没有展开的一些新的特点:1.在城乡关系交织中书写"人"的命运;2.通过乡土文化反思或乌托邦想象把乡土文化放置在变动的城乡关系中,寻找着乡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3.在乡土历史叙述中体现出浓重的现实焦虑。其中,新世纪乡土小说值得重视的一种主题表现形态则为对以利益为主导的物化生活形态的批判和对城市化发展趋向的现代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