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的动员机制与生成逻辑

社会动员能够在短期内最大程度上整合治理资源,成为中国应对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关键在于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实践中,动员网络、动员方式、主体互动机制都呈现诸多新变化,既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又发挥政府的专业化优势,同时根据治理情境变化,能动性调整动员策略,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是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有其内生逻辑,它是执政党基因、公共权力基因、公益基因、社会责任基因等多元基因融合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动员机制的新呈现。

论长寿内卷化

进入长寿时代后,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巨大的生活风险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的老龄观,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可以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概念,以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态。当高龄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步入内卷点之后,其寿命虽然仍然在延长,但由于各种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相反的是,这段生命历程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等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的交叉点时,它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生命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支撑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发生的机制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向高龄老年人转移。秉持积极老龄观,加强政策干预,实现长寿去内卷化,是长寿时代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长寿内卷化”,不仅对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将来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况。

乡村家庭教育风险的纾解路径

乡村家庭基于“投入-产出”视角,以学业成就来衡量教育风险,以调整投资来应对教育风险均是对教育风险的误解。基于青少年发展的角度,乡村家庭面临的教育风险来源于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作用有限两方面。要纾解乡村家庭面临的教育风险,一是乡村家庭需要提升对教育风险的认知,避免片面地理解家庭教育投入与子女学业产出的对应关系;二是社会和学校需要适应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趋势,关注教育的职业属性而非文凭价值;三是政府相关部门需要为乡村家庭参与子女教育给予支持,改善其家庭教育环境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在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中,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与组织保证,为化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基层党组织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基层党组织人员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政治引领力有待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不足,组织力有待加强;转型中的中国乡村潜在各种社会风险。为此,要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与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整体文化素质;通过自身“造血”与外来“输血”,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通过强化乡村治理与廉政自律,提升基层党组织化解乡村社会潜在风险的能力。

乡村数字治理中社会伦理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集成式规避策略

乡村数字治理在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亦衍生出安全受损、公平消解、责任隐匿、自主丧失、民主弱化等社会伦理风险样态。从价值目标偏差、内在机制不畅、外在环境不适、运行理路模糊等视角,分析出乡村数字治理中社会伦理风险的发生机理极具复杂性和零散性,需依托“观念—主体—制度—平台”四个维度构成的集成式规避策略,形成规避乡村数字治理中社会伦理风险的合力,从而增强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内部行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集成融合与合作互补,促进乡村数字治理的安全、有序以及高质量推进。

新安全格局下的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社会结构性风险、社会心态失衡风险、数字化治理风险增加等会使城乡基层风险治理难度进一步提升。在新安全格局下,应坚持“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原则、“风险综合体”的系统性原则和“居安思危”的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原则,妥善利用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改革机遇,统筹完善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体系,提升城乡基层社会风险治理能力与水平,推动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联动发展。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考察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信任半径的不断拓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社会信任通过增强风险承担意愿、提升人力资本层次和延展社会网络半径促进非农就业。进一步探究社会信任对非农就业演进全过程的作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程度越高;动态识别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烙印影响发现,成长于法律制度更完善、劳动力流动更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的农村劳动力,感知到的社会信任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应营造利于非农转移的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型发展环境,发挥社会信任对增强农村脱贫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积极作用。

中国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审思--基于1064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CNKI数据库中1064篇与乡村社会风险相关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 5.8.R3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定量分析和文本分析。通过分析发文时间分布情况及发展态势,核心作者和核心机构的发文情况、合作情况,高被引文献的核心议题,关键词的共现情况、聚类情况、时间分布,探测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热点分布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国内乡村社会风险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深化三个主要阶段,乡村社会风险研究逐渐趋于成熟。未来,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乡村社会风险研究可能会是乡村社会风险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家庭累积风险对农村小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家庭累积风险问卷、越轨同伴交往问卷、教师支持问卷、社会性适应问卷对2656名农村小学生进行调查,探讨农村小学生家庭累积风险、越轨同伴交往、教师支持和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家庭累积风险显著地负向预测农村小学生的社会适应;(2)越轨同伴交往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3)教师情感支持在“家庭累积风险→越轨同伴交往→社会适应”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高教师情感支持能够缓冲越轨同伴交往对社会适应发展的不良影响。

成“链”补“缺”:乡村研究领域的复杂系统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

乡村发展问题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系统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文章首先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解析国内外乡村“人地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乡村系统治理”的系统研究演进脉络,发现CAS、SES等复杂系统理论在乡村系统研究中的关键作用;进而解析乡村复杂系统研究的前沿成果,总结既有研究存在“重微观、轻宏观”“重策略、轻实施”“重单一视角、轻城乡互动”的局限性,识别未来乡村系统研究的重点内容为系统风险识别与系统韧性治理,发展趋势为成“链”补“缺”:即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乡村风险与韧性研究进一步融合,形成从系统风险识别到韧性治理的全过程研究链条;补足既有缺环,加强宏中观尺度的乡村系统研究、推动策略的空间落地实施、统筹城乡的系统风险防控与治理。

国内外农地流转的社会风险及治理研究综述

农地流转中社会风险的防范至关重要,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农地流转社会风险识别及治理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结果表明:国外学者侧重于土地市场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农村土地租赁市场这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对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立足于本国实际,对我国农地流转的风险识别及治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对于农地流转的"社会风险",国内外学者都没有开展针对性研究,有待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探源

社会矛盾表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对应性。考察我国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源头应从当前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出发,充分关注因为社会结构性转换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来源结构多样化与复杂化;由于风险分担不均衡导致的农村生态问题和快速城市化、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冲突隐患;以及农村风险治理中的信任脆弱性所引发的矛盾风险。

西部地区农村空心化风险及其治理探析

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下,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流向城市,农村从"人走楼空"的现象逐渐演变成农村社会空心化状态。农村社会空心化造成发展潜力不足,农村社会脆弱性风险凸显。识别社会脆弱性风险并进行治理,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建设。

农民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问题治理——基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的风险正在迅速形成。从可行能力的分析视角来看待我国的农村社会风险,可以发现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可行能力匮乏,即改变自己状况和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健康生存能力匮乏、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匮乏和农民社会参与能力匮乏三个方面。在导致农民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中,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影响,但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这种政策因素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为此,要实现对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的良性治理,核心在于通过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来加强农民的可行能力建设。

已婚农村妇女安全套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已婚农村妇女安全套使用意识和使用情况,分析两者间相关关系及影响因素。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对当地50岁以下已婚妇女382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382份有效问卷中,有安全套使用意识的占18.3%,曾经和最近一年使用过安全套的分别占46.1%和15.7%,而最近一年始终坚持使用的占3.4%;安全套使用意识与曾经、最近一年使用和最近一年始终使用安全套均有关联。文化程度、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病、自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用安全套丈夫可接受、较高的决策优势都可以促使安全套使用意识的产生。并为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已婚农村妇女最近一年安全套使用率较低,安全套使用意识不高,应促进农村妇女安全套使用意识,提高安全套使用率。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受"三农"特点及农村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缺乏合规的抵押物,因而,在城市信贷体系中,常规的、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但是,农村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尤其是充当抵押物。这种设想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尤以小额信贷模式最为成功。我国农村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无穷的开发潜力。因此,我国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塑农村道德和信任网络,建立农村征信体系,完善农民信用记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网络,增强农村居民的交流能力;支持和规范农村合作组织及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苏南模式改革机理分析——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

推进城乡和谐发展,如何解决"小三农"(农民工、失地农民和纯农民)的养老后顾之忧。无锡最为典型的苏南模式改革的思路是,立足保障理念更新与保障机制创新同步,分类指导与动态管理结合,以统筹城乡、全面覆盖、注重公平、增进福利为基点,完善"城保"、"地保"、"新农保"三项制度,落实"以工补农"战略,在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创出特色。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评价——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目的]分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水平,以弥补已有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诊断中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不足。[方法]在界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社会风险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制度、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构建了社会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南京市江宁区良田建设工程社会风险进行评价。[结果]江宁区良田建设工程总体社会风险介于第三级"风险中等"和第四级"风险较小"之间,但更接近第三级,说明工程开展的社会风险程度不高,在当地不会造成大的社会不稳定,但对于存在的社会风险仍然需要加以防范。[结论]为了进一步规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带来的社会风险,应该从完善整治目标、健全公众参与、强化工程监管和科学评估风险4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事业的健康有效开展。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

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学术界称之为"风险社会",农村社区同样不能避免。如何预测农村社区中存在的社会风险,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因此,在考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预测了农村社区中存在的五种主要社会风险,并提出在农村建立一种风险管理体系。

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健康风险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价值观念因素、社会支持网络因素及社会保障因素的不同方面都对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高、有工作、年收入水平高、中间社会等级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相对较高;生活相对幸福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中上水平、与亲人朋友联系非常密切的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更高;没有参加社会保障项目(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