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家庭双代经济流动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模型,实证分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家庭内部亲子代经济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面向”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挤出了子代向亲代提供的经济支持,但对亲代的经济“逆反哺”并无显著影响;双代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亲代家庭资产均正向显著影响家庭代际经济的双向流动;子女之间存在“攀比效应”和“示范效应”;子代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向上代际经济支持。因此,老年人养老水平的提高需要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共同着力:国家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鼓励老年人隔代照料孙子女;市场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家庭发挥情感保障作用,关照独子女失能老人。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从农村转移的资金太多,包括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诱发的资金外流、对农业投入的减少、扶贫资金的转移及农村居民其他资金的转移。因而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对策是缩小“剪刀差”,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率,以此遏制农户的储蓄和其他资金通过金融系统流向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增加农业预算支出;彻底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中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研究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逆向调节"效应成为引致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消费的内在关联性,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有利于抑制城乡消费差距;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型"政策使得城市过度挤占农村公共资源,不利于农村消费增长。因此,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应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改变我国"城市偏向型"转移性支付制度,"校正"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厦门市“村改居”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就厦门市“村改居”工作中存在的居委会运作模式、原村集体的资产处置、旧村改造和居住配套、居委会与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对接、居民就业、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差异、土地换社保的操作层面、社区承担过多的政府公共管理花费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牢固树立稳步推进、造福于民的思想”、“抓紧培训社区工作人员,明确居委会职责”、“妥当处置原集体资产,引进多元管理模式”、“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工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履行政府应尽职责”等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研究

2007年重庆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户籍制度、地票制度、"三权"抵押融资等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利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2011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的降幅为12.7%,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实际降幅为21.8%,即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使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多下降了0.37。可见,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通过促进资源自由流动提高了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资源错配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破除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论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呈逐年缩小的趋势,但收入差距过大的格局并未改变。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面临资源流失、产业滞后和制度缺陷等障碍。必须不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加大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以有效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转移性支付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粮食主产区为例

政府转移性支付理论上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但是实践效果上却扩大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现实中的政府转移性支付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失灵,主要源于其规模不适度、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合理和环节不合适。要缩小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必须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社会保障制度、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和农业补贴方式。

社会保障收入视阈下的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基于西安的数据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衡量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关键指标。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以统筹转移性收入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一体化对城乡一体化具有特殊的推动效应。2001-2012年西安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显著的贡献效应。因此,加强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均衡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结构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发力点和可行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稳定

促进农村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对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促进社会融合,需要缩小社会差距,消除社会排斥。以教育促进社会融合,需要破解教育二元制度,实现教育领域的制度融合,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需要提升针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质量,促进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而为了促进社会稳定,则首先需要通过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其职业技能水平,然后再通过健全证书制度完成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实现农民工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农民对“农民转市民”和“土地流转”的评价——重庆市双溪村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成效与问题调查

当前,重庆市江北区双溪村的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积极报道较多,也有质疑。基于对双溪村572户现住户中92户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农民基本情况、对改革试验的综合评价、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五个方面考察分析双溪村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实施情况。结果表明,双溪村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当前的统筹城乡改革探索中可资借鉴和改进。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征地补偿现存问题的分析——以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县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新乡市、安阳县为例,分析征地补偿中的征地补偿金额偏低、地方政府借"村改居"名义侵犯失地农民获得补偿的权利、各地征地补偿分配纠纷多、法院受理该类纠纷难和我国缺乏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制度等问题。

我国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库兹涅茨“倒U”假说检验

农村消费水平偏低,是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我国2000—2011年相关数据,对政府转移性支出在促进农村消费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特征,随着转移性支出的增长及其到达某个点时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当超过这个点后,其影响程度将减缓。因此,要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并规范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调整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

转移支付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

转移支付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本文采用2005年—2017年新疆各地州市面板数据,通过泰尔指数测算,发现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时间推进整体呈现出下降态势,其空间分布呈“北低南高”的格局。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起到了收敛作用,随着分位点的增大其收敛作用增强;转移支付的直接支出在较低分位点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转移支付的间接支出在较高分位点收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随着分位点的增大其收敛作用增强。今后应从合理规划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提高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强化转移支付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等方面入手,逐步缩小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财政转移性支付的城乡差异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居民转移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制度,目标之一是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分析结果显示,河北省财政转移性支出有着明显的城市偏向,不仅没能实现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反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原因有: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项目少且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资金不公平的筹资方式和分级负担的财政制度;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财政转移性支出应通过增加农村的财政社会保障投入、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重视农村农业的发展等途径实现城乡均等化。

“小产权房”的困境与出路

"小产权房"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和经济背景,是房地产开发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产物,也折射出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存在的缺陷。"小产权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国现阶段缺少"小产权房"合法化的相关规定,使其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小产权房"的出路是合法化:应以"合法化"为目标,恰当处理好"小产权房"问题,以保护出让者、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财政纵向失衡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

笔者立足中国财政体制特征,将财政纵向失衡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诠释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经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式财政纵向失衡总体上具有恶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该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基础较好、税源相对丰富的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易受到财政纵向失衡的影响,而在经济基础欠缺、税源相对匮乏的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难受到财政纵向失衡的影响;此外,随着地区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到一定程度,财政纵向失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恶化效应还将显著变小。为合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国应继续深化现代财政体制改革,完善民生政绩考核体系,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农村社会保障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城乡比较的视角

根据社会保障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内生机理理论,利用我国2000-2011年城乡社会保障转移性支出和居民消费的数据对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性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镇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呈现出明显的挤入效应,农村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却呈现出挤出效应,城乡转移支付水平差距过大。最后针对这种现状提出如何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政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国家与社会互构:“村改居”政策“变通式落实”的实践逻辑——基于Z街道“村改居”的案例分析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战略的背景下,浙江省Y市Z街道"村改居"实践试图通过政经分离、同城同权和农民市民化等政策落实,实现基层管理体制转换、公共服务模式变革和人的城镇化的政策理想。然而,由于"村改居"政策的"变通式落实",实践中呈现出社区体制转变不力、城乡公共服务分配不均、农民市民化角色认同混乱等现实困境。这一"制度变迁悖论"可以置于"国家与社会互构"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并形成相互依存的两种阐释机制:从国家的分级治理机制来看,国家权威及其强制性、地方政府对制度成本的考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基层组织的"悬浮式治理"是"村改居"政策"变通式落实"的重要力量;从社会约束机制来看,居民的自组织化程度不高、表达渠道不畅以及"文化堕距"导致农民市民化角色转换滞后等则是社区居民在利益受损情况下"集体不作为"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