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与拒履网安义务罪适用差异研究——以刑法网络治理模式为视角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案件数量和学术讨论热度远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教义学分析无法充分解释二罪差异。实证分析二罪理论文献及司法解释文件,发现国家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网络治理效能抱有期待。适当转变司法治理思维,减少直接性控制,承认社会个体治理能力,建立“共建共享公治”的多元网络治理格局,既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具备政策基础。多元治理利于调动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人网络专长,及时处理信息。即使无法完全采取多元治理模式,也应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体系突破进行限缩,防止其持续膨胀。

对我国安全保障义务的构想

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来源有两个:一是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二是社会活动安全注意义务。这种义务构成设计既能适应侵权行为法扩大化的趋势,又能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和侵权法对人无限关怀的理念。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承担过错侵权责任的形式有两种:一是直接责任;二是补充责任。

宪法宣誓、人民主权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

已有对宪法宣誓的研究,要么从比较法视角入手,侧重其与国际接轨的意义;要么从具体的宣誓程序着眼,侧重其制度设计的完善。若将宪法宣誓看作普法意义上的社会动员,探讨它与人民主权的内在关联,以及它对激活和更新执政党之政治伦理的意义,则会得出下述认识:第一,宪法宣誓制度包含着政治过程、法律过程和社会动员过程三个维度,政治过程是动因,法律过程是形式,社会动员过程是本质;因而它不是向宣誓者施加责任的法律机制,而是示范某种特定情感的社会仪式。第二,宪法宣誓既包含"向宪法宣誓",也包含"通过宪法来宣誓",宪法宣誓的聆听者不再只是宪法,而更多的是借由宪法而在场的"人民";宣誓者既是向结构化的人民宣誓,也是通过已结构化的人民向"人民本身"宣誓。第三,宪法宣誓的主体不仅代表其个人,而且也代表执政党向人民重申自身的政治伦理。第四,执政党政治伦理的激活必须直面宪法、历史和社会生活内在的多重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