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

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样态模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叙事视角。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宋元时期的家庭戏对明代家族小说具有很大影响。明代家族小说的开山之作是被笼统称为"世情小说"的《金瓶梅》,以西门一家而及天下,以家庭交际圈来展现社会人生,呈现出家庭—社会半网络式叙事模式。《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模式的典范之作。《林兰香》、《醒世姻缘传》、《歧路灯》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以家族兴衰或衰兴反映社会人生。明清家族小说不是特意寻找一种网状结构来超越线性结构,而是这种叙事结构与中国社会结构、人们的交际方式相一致,与小说内容相一致。

论新生代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

新生代长篇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探索和追求,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在"中国叙事"风格营构方面的可能性。其"个人化"叙事风格的内涵及艺术特征,及其呈现的荒诞写实、技术化、寓言化和浪漫诗性四种风格形态,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与分析。

当代家族小说的历史叙事

家族在中国社会及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数千年"家国同构"的观念影响深远,投射到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家族小说的兴盛。进入新时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市场化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蔓延,社会转型给人的存在及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嬗变。这一巨大的时代、社会、思想变迁,反映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家族小说的博兴,呈现出家族史与革命史、民族史、乡村史、心灵史相融合的特征,注重从个人化、民间化的考察视角,体现出较为独特的历史审美意识。

论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

运用文本细读法,重新审视《倪焕之》,认为《倪焕之》作为一部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心灵叙事传统,绵延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一种激进性心理状态,即急切狂热坚定地追求理想,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对自我价值的焦灼寻觅和痛苦抉择,其叙事特征和心灵书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家族小说(上)

家族小说是一种有特殊规范的小说类型。它的题材内容具有特指性,常描写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生活及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并由此折射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和时代特征。所叙故事,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往往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形成“编年史”般的格局。其形式主要是长篇小说,有的甚至是多卷本长篇小说。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叙写家族由有序无序衰败的主流模式和叙写家族的“兴旺”史的非主流模式。家族小说的情节母题主要包括“家族、历史、性”三个方面。其人物形象主要包括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形象与作为家族附庸的女性形象。家族小说往往蕴涵了伦理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历史尽头的自觉——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流变

新世纪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此形成了新的艺术特质。当我们始终站在20世纪文学发展源流的语境中来考察新世纪长篇小说,尤其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加以比较,才能看出新世纪长篇小说更为独特的艺术追求和面临的严峻考验。同时,汉语白话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变革与发展,今天它在艺术上正在趋向于成熟。然而,也正是在现代以来的百年历史变革中,今天的文学走到了最后的路途,所有的艺术成就、成熟和新的突破,都是在历史的尽头,也是文学的尽头作出的坚韧努力。

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研究述评

家庭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发现:相对于学术界近年来对现、当代家庭小说的高密度研究,对明清时期五部长篇家庭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以及《歧路灯》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与不足,这一很早就引起学术界注意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体系。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研究现状的述评,重新审视了这一课题的学术意义及价值,并分析了这一课题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当前女性家族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分析

从历史文化时空中对当今的女性家族小说创作进行探索,将作品中描写的那些隐秘的、为人们所忽略的、甚至有意遮盖的生活内容的意义揭示出来,发掘出它们试图寻找的女性历史的真相,有助于深化对当今女性文学的认识。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解读历史,可以充分认识作品所展示的女性成长史中包含的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颂父与渎父:自审亦他审——明清家族小说审父母题的双向理路

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一方面基于父辈的忧思,肯定传统父性文明的正面价值,呈现颂父倾向;另一方面,以子辈的叛逆视角将父亲隐退或是正面作用弱化,甚至审丑化处理,在父子冲突中呈现渎父倾向。这种颂父与渎父并非二元对立的形态,而是父与子的对视、"他审"和"自审"的互审式结构形态,在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的过程中重构理想和希望。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

论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的甄别

相较于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各著作个体研究几成专学的研究现状,目前的研究界对此类小说整体类型的界定及认识却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对其的论述也大多散见于文学史零星的记述当中。明清长篇家庭类小说有着从家庭框架出发以叙事的基本特征,以及契合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生成根源,还有着积极地反映家庭问题及揭示家庭矛盾的创作意识,其小说类型有着亟需甄别及整体研究的必要性。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

家庭矛盾在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从小说情节来看,"家庭矛盾"是建筑长篇家庭小说叙事大厦的重要框架;从矛盾内容本身来看,这些家庭冲突及斗争除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得极为激烈和难以调和,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古代家族纷争和纠葛的残酷性。家庭小说作家在家庭矛盾的思考中似乎寄托着深层的隐喻意义,因而家庭矛盾亦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类型特征之一。

评鲁敏的长篇小说创作——以《六人晚餐》为例

20世纪70年代生作家鲁敏在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中精心构筑立体的叙事结构,巧妙运用时间轴,深度挖掘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哲学,满怀爱与真诚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近二十年间的命运选择和情感纠葛,显现了其在长篇小说艺术创作方面的不懈努力和追求。通过梳理鲁敏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主题的拓展方面,还是在叙事手法的丰富方面,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越来越用心、用力,其长篇小说也越来越成熟。

长篇小说结构与节奏艺术论

长篇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更是发育得较为充分的文体之一。长篇小说最核心的艺术参数——文本结构的艺术节奏,无疑是其艺术生长点。长篇小说的艺术规定性——"长度"和"跨度",要求其形成独特的结构艺术形态。由于长篇小说在物理长度和心理广度上的要求,同时也势必与结构艺术上的节奏追求形成艺术张力。

论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问题意识”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不仅详尽地描述了日常态下的家庭生活,还通过多姿多彩的画面探讨了家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阻碍家庭发展的各种制约关系。强烈的"问题意识"是甄别"家庭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悲剧主题

"家庭"是文学思考生命、审视人性及揭示主题最为直接、透彻的视角。明清家庭小说几乎自始至终都弥漫着浓烈的感伤主义情绪,有着强烈的悲剧精神,悲剧主题是这一类别小说的共性特征。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的"家",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瓦解的边缘,作者于其悲剧的结局中寄托着一种寓意,即封建文化衰落的象征。

英国长篇小说的叙述速度

以英国小说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14部长篇小说为具体的文本材料,分析了小说叙述速度的发展规律:约叙与密叙是叙述速度的主流,零叙与停叙是叙述速度的另类,日趋缓慢则是叙述速度的发展趋势。

现代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

现代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围城意识"进入家族文本空间,形成现代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在家族文本中,"围城意识"与叙事形式是一种双向阐释、互相印证的关系。家族小说的"围城叙事"可分解为三个阐释向度:家族故事的横向组合关系(即故事生成);家族故事的纵向聚合关系(即叙事模式);家族故事的语言构成机制(即叙事话语)。

父权的尴尬与失落——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男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强大的父权和父系原则,构成了中国家庭形态、家族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家庭对于男性往往寄予厚望,作为整个家庭的话语者,男性在享有家族权利的同时,还应该负载起家族的使命,但是与这种传统要求背道而驰的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男性大都是以"败家子"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代表的父性神话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立场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立场主要有三种:一种是以《金粉世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立场,着力用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否定无价值的东西;一种是以《家》为代表的新文化立场,着力从新文化的高度批判家族及其文化的弊端;一种以《财主底儿女们》、《四世同堂》、《白鹿原》等为代表,主要站在民族优秀文化的立场,着力弘扬家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