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危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研究

尽管我国《刑法》中的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但其中“食品”的范畴远超行政法上的范围,且在该类罪中,两个具体罪名中的“食品”范畴也不一致;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以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等危险为基础,需仔细甄别病死、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制品是否具有刑事违法的危险性,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性原料”,应限定为法律法规禁止添加、使用的物质,只有实施了“掺入、掺有”行为,才应成立该罪。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思考

刑法作为食品安全各部门法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刑适应,罚当其罪"。虽然刑法在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

生产销售食品犯罪几个疑难问题的认定——不卫生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罪名认定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的食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这些食品的原料是食品原料,而不能是掺入的非食品原料;二是该食品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是指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区分两种生产销售食品犯罪的根本在于两个:一是毒源不同,二是掺入方式不同。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扩张及其限度

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一直延续着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上的扩张表现为处罚节点前置化、惩罚严厉化和法益保护周延化。应当肯定刑法在食品安全问题治理中发挥的功效,但也应当理性看待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上的扩张。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度扩张,容易导致国家忽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元治理,也会使国家懈怠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并且会使刑事立法基于政治上的原因产生冲破刑法基本原理的冲动。鉴于此,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一定限度,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应基于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性地予以犯罪化。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缺陷与优化路径

科学、完备的刑事立法能够为有效治理食品安全犯罪提供坚实的规范基础。目前,我国刑法中关于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存在诸多缺陷,需要从多角度出发进行优化。应准确把握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定位,将其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当中;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将关联食品安全的犯罪规定在同一章节;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减少处罚漏洞;增设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过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犯罪,全方位保障国民的食品安全;完善罚金刑、严格适用没收财产刑、增设资格刑、调整食品安全犯罪的刑阶,建立完整的刑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