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散曲家汪元亨的创作思想

从汪元亨的散曲作品中,可以归纳和总结出汪元亨创作思想的三次转变:一是厌世思想;二是隐世思想;三是乐世思想。汪元亨创作思想的转变有三个主要原因: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古代知识分子的隐逸传统和个人的选择。汪元亨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汪元亨创作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元末士大夫知识分子创作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

论词场才子之曲与明中叶散曲之复兴

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并非如诸论家所言是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而是陈铎、王磐、唐寅等南派曲家在前,正是这些词场才子在成化、弘治年间的散曲创作最先促进了明中叶散曲的复兴。他们的散曲作品多属词场应歌之曲,内容以闺情与艳情为主,市井气息较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青楼文学。词场才子之曲之所以在成、弘时期的江南一带兴起,与时代思潮的变化和竞逐繁华奢靡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

明代散曲家王磐及其曲风论析

分析了明代前中期散曲大家王磐的散曲创作,认为其散曲创作既有冲融恬淡之性、旷达幽默之怀,也有避世、用世之心。秀美的自然环境与独有的个性特点,将其散曲营造出一种清雅、爽丽之境,充斥着一种谐谑之趣,彰显出一种讽世之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代少数民族散曲研究

经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元代少数民族散曲研究在50-70年代受特殊政治气候影响形成沉寂期,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以及文献资料的丰富,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作家群体的建构、散曲文献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模式的转变等四个向度上的推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案头化研究倾向非常严重,以及最近几年"炒冷饭"式的重复研究较多等。

元代散曲家刘时中生平仕历新考

刘时中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但其生平仕历极为复杂,难有统一定论。元代可供考证的刘时中共有五位,但从年龄、姓名、阅历、籍贯等方面考察,作为散曲家的刘时中应为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古洪刘时中之所以与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产生混淆,皆因杨朝英在编著《阳春白雪》时随意标注作家姓名所致,且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确实有在"古洪"生活的经历。考究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的诗、文、曲,以及与之交好的姚燧、卢挚、赵孟頫、杨载、张可久等人的经历,可知作为元代散曲家的刘时中生于1270年左右,曾为湖南宪府吏、河南行省缘;1311年入大都,被举荐为翰林待制,其间兼任太常仪礼院博士,后受排挤被贬为浙省都事,晚年辞官归隐,1352年左右卒。

黄阁紫扉元是梦,归来长赋旧家声——明正德间宰辅大臣杨廷和散曲创作历程初论

杨廷和是明中叶南派散曲作家中重要成员,有散曲集《乐府余音》存世。他以宰辅大僚染指散曲,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成就可观。学界多视其曲作为嘉靖三年(1524)致仕赋闲后的乡居写意之作。经过全面梳理考订后发现,其散曲并非全都作于致仕归休之后,另有一部分作于其致仕归休之前,即正德十年(1515)到十二年(1517)丁忧闲居、丁忧秩满回京任职以及乞休回乡途中三个时段,这一重要事实,此前一直被曲学界所忽略。对比研究杨廷和不同阶段所作之曲,以文补史,以史证文,可以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作为一代名臣在"大礼议"前后的心路历程及其散曲创作旨归。

元代散曲选本中的元人散曲观及曲学史意义

现可见的4部元人散曲选本《阳春白雪》《乐府新声》《乐府群玉》《太平乐府》,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元人对当朝散曲文学发展的认知,也为后代认识散曲文体和元散曲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元代的散曲选家们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他们不仅在大的文学发展谱系中定位了散曲文体的位置,更在特定的盛衰之时期用选本形式完成了对本朝散曲文学发展阶段的梳理。在编纂体例上,选家们明辨曲体,通过清晰的作品分类,书写了他们对元代清唱的北曲乐府体系的认知。选家们又以他们认可的作家作品为典范,建构出一系列名家阵容,总体上呈现了元代散曲文坛创作的基本格局。

试论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诗曲创作

在元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元代少数民族作家在诗歌、散曲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进而分析并指出了元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繁荣的原因。

元散曲家赵世安事迹钩沉

赵世安是元代中后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名见于天一阁本《录鬼簿》,孙楷第以之为散曲家的身份曾对其生平作过考证,但很简略,现我们在孙先生的基础上,检得若干新材料,可大致勾勒出赵氏的一生。他生于至元二十一年,或因门荫关系,成宗时曾拜江西行省左丞。武宗朝供奉禁廷,成为亲信。英宗、泰定帝两朝,追随文宗潜居金陵,成为文宗身边的信赖之人。故在文宗一朝,仕途腾达,历任中书省左丞及御史中丞等要职,权势炙手可热。同样因他曾是文宗身边的中坚人物,在顺帝朝的政治斗争中,成为了历史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