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置换下的多元书写——论明代散曲中的代笔现象

在明代,代笔散曲的题材范围较为宽泛,其中代人赠妓或代妓赠人类曲作最多,此外还有代人抒怀、悼内、劝诫、恭贺、饯行、邀柬、嘲谑等曲作。明代散曲代笔现象的产生和多元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代文士对代笔传统的承继;二是作者的个人兴趣,以及代笔的获利、抒情、交际、娱乐等功用;三是明代重情纵欲思潮影响下的士风;四是散曲较少受到名教渗透的文体特点。这一现象具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歌用韵研究——以《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文学家族诗集》为例

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以木公为中心的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文学家族的著述是木氏家族精神和文化的集萃,他们的诗歌深深烙印着独具特色的民族史与多样的民族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地方民族特点,其诗歌用韵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往融合痕迹较为突出。

“藩屏之外”:明代宗藩作家群、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

明代宗藩作家与明代历史相始终,规模庞大,足以成群。明代宗藩作家修学好古,勤而不辍,诗文著述多有可观,文集荟萃,绵延不断,深受明清诗文选家认可,争相编选。明代宗藩文学因宗藩作家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管窥“藩屏之外”宗藩作家文学生活之迹,反映宗藩作家精神风貌,了解其生存境遇及政治走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但其目下研究状况与明代宗藩作家群体、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严重失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以期有所改善。

明清曲谱改易明人散曲问题分析——以《南曲全谱》《南词新谱》等曲谱为考察对象

明清曲谱编纂者依据编纂目的与标准对所收录的部分散曲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易,这些改易既是出于规范创作、增强吟唱音腔效果的需要,也与编纂者的曲学主张、曲谱间的延承关系、区域内曲风的影响密切相关。曲谱对明人散曲的多数改易较为恰切,个别改易未能处理好音效与表意之间的关系。曲谱改易散曲文本的现象是具体实践行为,也是特定语境下的建构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明清南曲谱收录、辨改明人散曲情况分析——兼论曲谱编纂者的意图与心态

明清时期的南曲谱中收录不少明人散曲,其对曲家曲作收录的多少与明散曲的兴衰、曲家的地位影响、曲谱的收录标准、对前人曲谱的延承以及曲家与谱主的亲疏等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南曲谱对收录的散曲辨明宫调、曲牌,改换曲牌的归属与牌名,达到了纠正错误、规范创作的目的。由于收录的部分曲作尚属草创或受编纂者崇元情结影响,一些辨改出现了偏误。南曲谱收录明人散曲的情况与对宫调、曲牌的辨改彰显了曲谱编纂者的崇古心态、创新意识、纠误目的,以及借此寄寓情怀、提携后学、弘扬区域文化的心理动机。

元末散曲家汪元亨的创作思想

从汪元亨的散曲作品中,可以归纳和总结出汪元亨创作思想的三次转变:一是厌世思想;二是隐世思想;三是乐世思想。汪元亨创作思想的转变有三个主要原因: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古代知识分子的隐逸传统和个人的选择。汪元亨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汪元亨创作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元末士大夫知识分子创作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施绍莘散曲中闲适人生的多彩呈现

施绍莘是晚明著名文人,受晚明新思潮影响,在科举失意、远离政治之后,便回归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一种自然、闲适、从容、惬意的生存状态,并将其闲适生活都写入散曲之中,展现出闲适之乐。文章从生活美学的视角切入,考察施绍莘的美学生活实践,呈现出其闲适人生所蕴含的美学意蕴。在闲适生活之中,他既追求闲适雅致的文人生活,也沉醉于世俗的平凡生活之美,努力寻找生命本真的快乐,以获得身心的自由解脱,从而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安徽女作家述论

明代安徽女作家有作品传世者共计49人,以其夫家社会阶层来论,主要由仕宦妻妾和文士家眷两个阶层构成。就其地域分布来看,半数以上集中于安庆府的桐城县与徽州府的歙县。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成员对女子才学的重视与维护成为明代安徽女性写作兴盛的最为重要的助推力。

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明代中期兴起的关陇作家群在当时有着全国性的影响,详细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可以看到在王恕、杨一清等人推广、影响之下,关陇地区教育与科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当时全国教育发达各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成为关陇作家群在当时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论词场才子之曲与明中叶散曲之复兴

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并非如诸论家所言是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而是陈铎、王磐、唐寅等南派曲家在前,正是这些词场才子在成化、弘治年间的散曲创作最先促进了明中叶散曲的复兴。他们的散曲作品多属词场应歌之曲,内容以闺情与艳情为主,市井气息较浓,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青楼文学。词场才子之曲之所以在成、弘时期的江南一带兴起,与时代思潮的变化和竞逐繁华奢靡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承前启后的重要曲家汤式

汤式是元末明初的重要曲家。他在改朝换代之际的感慨兴亡和入明后的颂圣美新之作为散曲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散曲创作继承了元代后期散曲文学俗中求雅的传统,既维护了散曲文学固有的文体特征,又在徘体技巧和雅俗融炼方面给明曲家以重要启示。

明代作家的空间分布与可视化分析——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为例

李时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收录作家3046人,其中有明确籍贯者2945人,除宗室作家外,籍贯不详者56人。经由大数据技术的统计及空间图形的可视化发现,明代作家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浙江、江苏、江西与福建四地,北方作家主要汇集于山东、河南、陕西、河北与京师地区。从作者籍贯的地理分布来看,苏州、常州、嘉兴、宁波和福州排在前四位,体现出作家环集东南的倾向。经与《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所收录作家籍贯的对比,可看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收录更注重南北文学发展的协调性,对北方作家及遗民作家均予以广泛收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南北门户之见。

岭南意识的勃发——以明代广东作家为考察对象

在岭南发展史上,明代是一个具有界标性的朝代。在政治建制上,体现为广东成为十三行省之一;在人文领域,体现为广东人文的全面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种岭南意识。这种意识源于明代广东才俊敏于“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之说与明代广东人文之高涨。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广东作家,以“岭南意识之发酵源”、“丘濬之岭南意识”、“岭南意识之承传”为片断,勾勒了岭南意识之成因及传承,并指出岭南意识的勃发为近代广东人文的强势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律解辩疑》版刻考

法史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律解辩疑》作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作者是明初的何广。但是,检阅该书的作者、版本、体例乃至律文及其引注内容,文章认为多有不合情理处,它并非洪武原刻。文章认为国图本《律解辩疑》是后人的重编重刻本,署名为"何广"实际是杨简或魏铭所编;此重编本出现的时间不是在明初而是在明代的中后期。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陶渊明的受容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独特人格魅力,表现在他们对整个人生有了深刻的内省,儒家乱邦不居、无道则隐的思想,佛道全身避祸、自然闲适、根绝尘念的观念,构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基础,他们继承发展了晋宋士人陶渊明的人格风度,羡慕和仿效他的行为方式,吸收了晋宋时代士人人格精神的有益因素,从而在"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里消解了入世与归隐的两难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代少数民族散曲研究

经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元代少数民族散曲研究在50-70年代受特殊政治气候影响形成沉寂期,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以及文献资料的丰富,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作家群体的建构、散曲文献的整理、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模式的转变等四个向度上的推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案头化研究倾向非常严重,以及最近几年"炒冷饭"式的重复研究较多等。

明代宦滇作家群考论

随着明王朝在云南各级政权的建立,形成了宦滇作家群。无论是作为执政者还是作为文学家,这个群体都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滇云的创作与内地盛行的拟古风气异趣,表现了绝域仕宦的诸般情怀和审美感受,成为云南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