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冼星海在武汉

1937-1938年冼星海在武汉进行音乐活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作曲家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曾先后组织了数十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领导、组织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歌咏游行和歌咏大会,举办了个人作品歌咏大会,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为中国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复杂的环境使他认识到中国新音乐的出路,因而最终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音乐创作的新巅峰。冼星海在武汉的音乐活动、创作和音乐思想,对武汉抗战音乐活动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试析蒋介石联共抗日的策略

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是在极其复杂的心态下作出并进行的。他要通过合作,达到溶共、用共,最终灭共之目的。蒋介石利用共产党之心态,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消除舆论压力,缓解国内矛盾;其二,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打击日寇,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以达到一箭双雕之功效;其三,获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廉洁政治之实践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实行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抗战时期陈铨“英雄崇拜”说的来龙去脉

英雄与英雄崇拜现象历来引起无数人的兴味。民国以来的"英雄"论多为时论杂感,而陈铨的英雄崇拜说则是以意志哲学为立论基础,以英雄史观为理论依据,并糅合化用了卡莱尔、叔本华、尼采、康德诸人学说的理论体系。陈铨英雄史观的形成与其成长过程、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因为陈铨在论述中否定了"五四"精神以及唯心主义色彩,因而其英雄崇拜说遭到自由主义者(如沈从文)、唯物主义者(左翼文人)的质疑和批判,但陈铨意在藉此反思批判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并认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只有借鉴德国崛起的经验,提倡培养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和集体主义观念,崇武尚力,中华民族才能在新的"战国时代"生存发展下去。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化斗争

分析并认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腐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总结党在这一时期反腐化斗争的措施与经验，对当前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朝鲜革命军与东北抗日武装的联合作战研究

1910年＂日韩合并＂后,日帝在朝鲜实行高压的＂武断统治＂。朝鲜的一部分反日民族主义者转移到中国东北积极开展反日光复活动,朝鲜革命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而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日帝成为中朝两国的共同敌人。在中朝联合作战的过程中,朝鲜革命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朝鲜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以及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9月,朝鲜革命军解体后,其余部加入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标志着中国东北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独立光复运动的完全结束。朝鲜革命军最终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奋斗的革命事业之中。

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先后采取了“避免介入”、“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扶蒋反共”政策。“避免介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政策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增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扶蒋反共”政策为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祸根。

抗战时期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会刊——《反帝战线》研究

《反帝战线》是抗战时期新疆最早的一本综合性理论刊物,是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创办的以呼吁民众团结御辱、建设新疆、巩固抗战后方为宗旨的机关刊物。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苦心经营下,它最早在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先进文化,声讨“倒行逆施”,团结和教育民众“抗战建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播撒革命的火种,对新疆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为解读战时新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民族自尊心的提升,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构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野,其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亟待挖掘研究。

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美术救亡活动述论

在全民族抗战期间,新四军美术工作者经历了一场灵魂上的洗涤,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弘扬抗日救亡主旋律,用画笔唤醒民众斗志,引导人民投身革命,反抗外敌侵略,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美术工作者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主题,成为当时鼓舞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日的鲜明旗帜。

甲午战后外国列强在中国沿海航线上的争夺(上)

轮船曾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市场和落后国家权益的重要工具。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和随后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使列强在华攫取到了更多航运特权。随之,以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航运势力的争夺,列强间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轮船公司间的争夺,帝国主义列强航运势力彼此间的消长冲突,构成这一期间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多个场景。

抗战时期中国对“抗战建国”的认知和讨论

“抗战建国”是中国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制定的御敌策略。对于“抗战建国”的要义,中国国民党提出“抗战与建国并行”,号召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完成建国的任务。对此,中国朝野纷纷发表见解,表达自身的诉求。总体而言,朝野都能认同“抗战与建国并行”的理念,但在抗战与建国、国权与民权等关系上存在不同见解。中国朝野对“抗战建国”的不同理解和意见表达,反映了他们在建国理念、利益诉求上的差异,也预示了抗战胜利后在“抗战建国”上具有不同理念的政治力量的分裂。

徐特立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1937年底至1940年8月,徐特立受命组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并主持相关工作。在此期间,他无畏无惧、光明磊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真诚坦荡、不遗余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热情无私、真诚以待做好青年工作,为动员和组织湖南人民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抗日斗争活动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投身于抗击日本侵华的最前线,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先锋力量。中共满洲省委于1927年10月正式成立,将守护东北地区人民群众安全作为组织目标,并致力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害,为此进行多样化的革命斗争工作。主要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所组织领导的东北地区学生、工人及农民群体进行的武装抗日斗争活动,并进一步分析了抗日斗争活动对推动东北地区争取民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斗争的作用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