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魂灵托梦现象

古代文学作品中,魂灵托梦现象频频出现,故事俯拾即是,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文化心理的不同,决定了魂灵托梦故事的文化层面,作家利用虚幻的艺术手法,以魂灵托梦形式抨击社会上的丑恶,赞扬人间的善美,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名善实恶的王夫人

王夫人是贾府名善实恶的典型人物,她披着善的伪装,实为佛口蛇心,尽显罪恶暴行。她侮辱打骂并撵出金钏儿,致使投井而死;她命令抄检大观园,制造白色恐怖,致使司棋潘又安双双毙命;她疯狂袭击怡红院,制造残害晴雯的惨案,并断送芳官、四儿等的人生。她是破坏"木石姻缘"致使黛玉泪尽天亡的祸首。她与宝玉名为母子,实为仇敌,宝玉为"护花"而与毁花之"封氏"母对抗,用《芙蓉诔》之檄文进行口诛笔伐。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浅析《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模式

以劝惩为旨的《阅微草堂笔记》其叙事尚质黜华,不加雕饰,从容有致。其文本飘移在实录与虚构的夹缝之中,折射着虚实交织的叙事特征及独特的多层性的叙事框架。

试论宋元话本中的道教伦理

中国小说历来有说教传统,宋元话本也渗透着市民的道德观念。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其思想对中国民众有极深的影响。道教以成仙作为自己的终极理想,重视生命,向往长生,并强调积德方可长生成仙,从而提出行善抑恶这一伦理原则,还借神灵的力量作为强化手段,将自己的伦理原则贯彻至民众的内心深处。道教的伦理精神反映在宋元话本中,也同样达到了教化民众,提升民众道德水准的目的。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来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论“无人为恶”与动机善

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客观的道德评价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道德评价中对动机的评价占有重要地位。动机具有主观性、内隐性的特点。思想史上"无人为恶"的观念主要是基于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与自我评价。对动机的善恶评价还必须有社会评价;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和统一什么是善、善的标准等问题。善是善和善的事物的统一;善的标准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科学、准确地认识善和善恶评价标准,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人生社会阅历,在实践中我们就能对动机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对行为善恶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天台湛然“性恶说”之窥探

天台宗有很多创新思想,其中之一就是由智者大师在《观音玄义》中提出的"如来性恶"思想,即"性具善恶"思想。这一特色思想引起佛教他宗学者颇多的争论与批判。湛然作为天台九祖,对这一思想不仅给予理论上的支持,而且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并给出自己的见解。"善恶不出三千""修性不二""于恶修观""用恶"等理论都是湛然"性恶说"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善去恶:王阳明的致良知之道及其生活德育启示

“为善去恶”是王阳明“四句教”中生活德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为善去恶中的善恶观源于本心的良知,要求以良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观。为善去恶的过程中要顺应学生的天性,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为善去恶之初要静坐,之后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行道德实践,并自我反省,其德育思想对当前道德教育实践有着诸多启发。

《聊斋志异·汤公》之宗教关系简析

《聊斋志异·汤公》通过描写儒、释、道三教神灵共同救助汤公,寄予了蒲松龄对多神庇护书生的期待,同时也宣扬了行善戒恶的观念。我们在联系文本的创作背景和三教的教义、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梳理《汤公》呈现的三教关系后可知:《汤公》中佛教所占比重最大,但其思想上更倾向于儒家;《汤公》对宗教的描写是为了突出其主旨——期待庇护、劝善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