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心理与行为的稳定性: 以谦虚效应为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人们的心理行为乃至文化会如何变异?作者假设尽管社会变迁会影响和改变人类的某些心理和行为,但有些心理行为,因其受深层文化影响,会十分稳定,不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近30年的有关谦虚效应的跨文化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谦虚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集体主义的产物,这种跨文化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总结谦虚效应的30年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跨文化效应基本不变,说明源于深层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存在高度的稳定性。

南稻北麦与公司违规——基于水稻理论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数据,研究了水稻种植与公司违规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随着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提高,公司违规的概率也相应增大,稻作经济所带来的低社会信任度和风险偏好文化是其传导机制。儒家文化影响力与稻作文化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CEO学历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基于舞弊三角理论,检验了在不同压力与机会要素下,水稻种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经营压力小、违规机会大的公司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更大影响。

从集体化到个体化:青海同仁六月会研究

仪式和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社会的变迁可以通过仪式呈现出来。在城镇化过程中,青海同仁地区的仪式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本文从仪式起源、功能和活动的村落化来分析传统的集体运作逻辑,同时从仪式实践的家庭化、神与人关系的私密化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弱化三方面讨论其个体运作逻辑。在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宗教仪式实践的变迁,对于理解转型时期的民族地区社会特征具有现实意义,也进一步推进对人类学仪式理论中关于仪式如何反映社会内部不同部分关系的理解。

不合规任务对员工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构建并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不合规任务对员工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机制。采用不合规任务量表、消极情感量表、集体主义取向量表、工作退缩行为量表对486名来自全国多个地区的员工进行匿名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不合规任务对工作退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2)消极情感在不合规任务和工作退缩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集体主义取向对不合规任务与消极情感的关系以及对不合规任务通过消极情感影响员工工作退缩行为的间接效应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领导者干预不合规任务给员工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启示:一是完善人岗匹配制度,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二是重视管理员工情绪,制定员工心理辅导计划;三是营造集体主义文化氛围,强化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

考虑文化因素的团队揭短型知识共享生成机理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国智造”,高效的团队知识共享日益成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基石。聚焦团队情境中的揭短型知识共享,将揭短型知识共享细分为“揭自短”和“揭他短”两种类型,探究了在集体主义、面子取向和团队成员交换协同作用下团队揭短型知识共享意愿的生成机理。通过对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286份问卷和情境脚本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集体主义与面子取向对团队揭短型知识共享意愿存在正负二元功效,其中集体主义促进两类揭短型知识共享意愿,面子取向抑制两类揭短型知识共享意愿;(2)在注重“礼尚往来”的关系型中国社会,团队交换关系作为重要的权变机制可同步削弱集体主义和弱面子取向对两类揭短型知识共享意愿的影响功效。

自杀率全球分布:集体主义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协同进化的解释

为解释自杀率的全球分布,本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公开数据,提出并检验了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协同进化的解释模型。分析发现:集体主义文化和抑郁障碍患病率在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携带者人口占比与自杀率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集体主义文化和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假设获得初步支持,即集体主义文化可能缓冲了携带5-羟色胺转运体短等位基因给个体和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地区抑郁障碍患病率和自杀率。

如何激发团队环保行为? 环保服务型领导的作用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讨环保服务型领导对团队环保行为的影响。118份团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环保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团队环保行为;团队自然敬畏情感在上述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团队集体主义取向正向调节环保服务型领导与团队自然敬畏情感的关系,也正向调节环保服务型领导经由团队自然敬畏情感对团队环保行为的间接效应。本研究揭示了团队环保行为的诱发机制,这对环保行为理论与环保管理实践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社会网络视角下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企业集体主义文化与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以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作用,以及企业商业社会资本、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在企业集体主义文化与组织韧性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系数为0.513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组织韧性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2)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企业商业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11.9419,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集体主义文化与企业商业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集体主义文化能够促进企业商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在加入中介变量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后依然显著,回归系数为0.517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0003,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在企业集体主义文化与组织韧性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3)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935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集体主义文化与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集体主义文化能够促进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积累。企业集体主义文化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在加入中介变量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后依然显著,回归系数为0.508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对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005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在企业集体主义文化与组织韧性之间同样也发挥着中介效应。

叙事·传统·尺度: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英雄史观

刘慈欣科幻小说对英雄的关注体现了一种英雄史观。英雄史观强调个别人物的功绩,常因忽略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备受批判。对于刘慈欣科幻小说来说,奠基其英雄史观的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技术崇拜的集体主义精神,加之刘慈欣对平民英雄的塑造,可以将其英雄叙事视为对托马斯·卡莱尔、悉尼·胡克、普列汉诺夫等人英雄史观理论的补充与修正。这启发了学者在面对英雄史观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时,重新审视与平衡英雄、民主、历史规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全然从对立的视角去批判与否定。

“两弹一星”精神在青海中小学育人教育中的实践路径探索

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与应有之义。“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青海省是“两弹一星”伟大精神的发源地,具备丰富的教育资源。而青少年阶段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因此,因地制宜地提出“两弹一星”精神在青海中小学育人教育中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和激励作用,对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整体视域,从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出发,以不同学段对象的特点和教育目标为依据,在中小学思政教育中加强“两弹一星”精神教育。通过加强中小学生对“两弹一星”人物故事和精神的基本认知,升华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促进中小学生形成高尚的三观,提高“两弹一星”精神教育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本土伟大精神对中小学生的育人价值和功能。

1960年代以来苏联的纸上建筑和乌托邦思想

1970年代苏联国力达到巅峰,同时也是高度集体化建设最集中的时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僵化而整齐划一。对现实标准化建筑失去信心的年轻建筑师们以阿瓦库莫夫为代表,为了打破高度集体主义体制下的官方建筑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推动了苏联纸上建筑运动迅速发展。本文旨在分析1960年代以来苏联的“纸上建筑”的发展历程、图形表达及其深层次的哲学意义;对其背景,代表人物、表现特点、表达思想进行研究剖析;阐述纸上建筑、乌托邦与高度集体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纸上建筑师在1980年代以来参加的国际建筑竞赛的作品论证说明了纸上建筑的成就与贡献。

“国家—农民—村庄”视角下的中国农地集体化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从国家、农民和村庄三个视角,评述国内外有关中国农地集体化的研究文献,深入探讨农地制度变迁的复杂成因与历史过程。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从国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以现代国家建设为基本脉络,将农地集体化视为一项革命性的制度安排,其成因可从国家推动集体化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来分析;从农民视角来看,已有研究关注农民的能动性,既分析了他们在情感、认知、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也可从中见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作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中介,村庄兼具文化上的“共同体”和利益上的“博弈场”两种属性,该视角侧重考察农地集体化的微观机制,分析各主体在文化和利益驱动下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集体化是准确把握我国农地制度为何坚持“集体所有”不动摇的关键,未来可从强化学科交叉、促进理论提炼,超越单一视角、寻求整体理解,以及突破方法局限、增进多元认知等方面入手,以便在更广阔的理论对话上有所提升,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达。

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理想情绪是人们理想中想体验的情绪,和文化密切相关。在当今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人们日常体验的实际情绪的变迁,但是尚未有研究关注理想情绪的变迁。本研究第一次在中国对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进行研究。研究1让1966年之前出生的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评估1980年代初、2000年代初和2020年前后中国人理想中想体验的积极情绪。结果发现,从1980年代初到2020年前后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研究2让大学生被试根据自己的判断,评估祖辈、子辈和孙辈理想中想体验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大学生知觉到的祖辈、子辈和孙辈这三代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也都在上升。研究3利用全国性大学生调查数据,通过横断对比分析发现,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一般积极情绪。总起来,3个研究一致启示,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对社会变迁的心理影响的认识,更加深了对理想情绪本身特性的认识。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研究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Norm,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研究考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困境判断影响。研究1考察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表现出更强的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总体的不行动偏好,因而作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研究2探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启动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启动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个体相比,启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个体对道德规范更敏感,因而作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整个研究表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主要通过影响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自身的行动偏好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但在对自身行动偏好的影响上,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与启动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存在差异。

人际关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中美跨文化比较

以往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腐败行为有重要影响,但不同文化下这种关系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尚缺乏探讨。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了中美不同文化下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方面,中美两国被试均出现随着关系距离增加受贿概率降低的关系效应;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文化差异,中国被试的关系效应强于美国被试,而且风险对于关系效应的文化差异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人际关系距离对受贿决策的影响同时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内涵与嬗变:女排精神的诠释--基于1981-2019年《人民日报》的内容分析

通过质化内容分析方法,选取1981-2019年《人民日报》中有关中国女排的新闻报道为主要质性材料,自下而上的探索女排精神的内涵与演变特征。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了女排精神的实质内涵,提取出女排精神的4个构成要素,包括拼搏精神、团结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并对女排精神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拼搏精神一脉相承、由集体主义向个性肯定的转变、由民族精神的特质向体育精神本质的回归的演变规律。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理论阐析与实践探索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工作和强力引擎。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不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中走过了“共同贫穷”到“部分富裕”再到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接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西方合作经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不同,它以集体所有、资本运行、股份合作为核心特征,在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平衡中契合了共同富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现实诉求。具体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统筹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分配关系,资本逻辑、能人权威、村企合一的纠合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平衡关系以及统筹稳定、发展、开放的关系,以期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价值转化为实际效能。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主体——以集体主义为视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模糊的责任主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责任鸿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方参与者加剧了责任主体的不确定性,故有必要审视现有法律规范框架。侵权法所贯彻个人主义思想的侵权责任规范仍有适用空间,但适用范围有限。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救济思维应当转向集体主义视角。尊重技术逻辑构建机器/人-机联合体,并依托侵权场景的类型化搭建多元责任主体的识别路径,进而在联合体内部将责任与经济利益相绑定,以此实现责任分配。

原因阐释与价值取向:中国女子竞技体育成功标准跃迁的回顾和启示

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法开展综合研究,回顾中国女子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得与失,探寻中国女子竞技体育成功的原因,以期为中国女子竞技体育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女子竞技体育成功的原因可分为宏观(国家集体主义和全球化视角)、中观(运动项目视角)和微观(个体主义视角)三个层次,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发生与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从国家集体主义到人类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的统一,有望成为中国竞技体育长期研究的重点内容;新时代中国女子竞技体育从探索走向引领,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特有举国体制的基础,需要实现价值取向多元化与合理化的高度统一,除了要保持成绩资本的持续获得,更需完成自身典型文化形象的树立、阐释与展示的历史使命。

群体依恋视角下大学生集体主义情感培养路径探析

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不仅在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方面蕴含着丰富的心理资源,还有助于涵育大学生家国集体的情感归属,内化集体责任感,推动大学生个性自由与集体情感的联合发展。以涂尔干的“群体依恋”为基础,通过提高大学生对所在的班级微系统、校园微系统与校园文化宏系统、网络共同体外层系统的集体归属感,多方面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情感,形成集体主义大局观,实现集体和个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