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万衣为例

迄今有关明代士大夫的研究,集中于一些最著名的士大夫身上,而人数众多的一般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与实践,及其所处政治生态环境与仕宦生涯,往往不在研究视线之内。本文着意于视线下移,对明代江西九江士大夫万衣的仕宦生涯进行考察。万衣为官20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足迹遍历滇闽楚豫,心系百姓,抵御倭寇,廉洁奉公,政绩显著。本文聚焦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政治生态环境,追寻万衣的官场事迹,探索其罢官真相,为有关嘉隆之际政治生态和晚明官场的复杂性的研究提出新的细节情况。

The Final Imperial Examination Paper of the No.1 Scholar

WHAT is real politics?It means to establish theguiding principles and promulgate the nationallaws.These principles and laws should be hung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gat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issued with dominant legal status.The laws and decreesmust first be enforced inside the cour,then they can becarried out i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through government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to as far as the frontier regions.The laws must be ample and in great detail,well organizedand without omission of any possible aspect.

游戏笔墨中的政治蕴含与士人精神--论王十朋《林下十二子诗并序》

表面看来,南宋王十朋作于绍兴二十四年的《林下十二子诗并序》表现的似乎是科举失败后仿效“竹林七贤”游于林下的隐居之意,诗序部分更是以小说般梦幻的笔法展开,颇具谐谑幽默色彩。但联系具体的创作背景细加考察则会发现,在看似轻松风趣的表象下,这组诗歌实则暗含对现实政治的影射,对秦桧操控科举、国家不按标准取士的批判,体现出南宋士人不以个人穷通为意,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积极进取精神,亦显示出宋人将俳谐式“以物为人”的传统引入诗歌领域、以游戏笔墨抒情写志的诗歌特点。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

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

叶适晚年的欧阳批判体现出对于近世士大夫政治的深刻反省,非理学批判所能范围。在思想渊源上,他接续薛季宣、陈傅良、吕祖谦和陈亮等儒者的事功思路,与其说是宋代浙东学术的集大成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其间的政治性逻辑推向了极致。水心批判儒学"待经以为治"的教条心智,提倡直面政治世界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以皇极为中心的秩序正义论,注重政治体制与政治素养,从而显示出近世新儒学政治维度的成熟化。

元明之际士大夫的心路历程与人格嬗变

元明嬗递之际,士大夫固有的历史品性、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都发生急剧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别具一格的历史景象。在"衰世"—"乱世"—"治世"的历史循环中,士大夫的心灵深处充满矛盾与困境,在"夷夏之防"与民族认同、仕进与遁隐、民族与国家、忠孝与叛逆、旧主与新主、文化认同与故国之思等一系列价值抉择中,他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心路历程,艰难地践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充分展示了传统士人强烈的经世观念、浓郁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时代眼光和不懈的实践精神,并在与专制权力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印证了权力宰制理性的普遍历史规则。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会稽大族与两晋士族政治探析

两晋时期的南北大族是司马氏政权的基本政治力量，与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该政权的特质，这一现象在会稽大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晋政权以北来大族为重，故会稽大族的政治地位已不及前朝。进入东晋后，随着世族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东晋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拉拢会稽大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会稽士族官僚群体的形成．便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大族势力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两晋政权的士族政治本质。

庄子《让王篇》与中国士大夫的生命美学原理

庄子《让王篇》提出一个重要的人生哲学问题,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重要,还是在"与物相刃相靡"中享受外在的荣华富贵重要?并给出了"双臂重于天下"的回答与选择。尽管《让王篇》的思想相当驳杂,叙事条理不够清晰,但由于在先秦文献中尖锐地提出了个体生命自由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以"王"为中心的现实世界秩序,揭示了在个体自由与现实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无法解除的根本矛盾,所以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与美学史价值。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感悟终极——从史铁生的小说看他的苦难意识

深重的灾难迫使史铁生不得不对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探索，不断地追寻生命存在的理由。对于世界史铁生有着自己的诠释，他的作品贯注着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并以其独特的力量感化和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学而优则仕:阎真小说的审美反思与创作取向

阎真的小说以"知识型"人物的成长、蜕变为主线,描写他们在当下政治文化生态下,对于个人信仰的坚守与转变过程;展示他们在角逐名利和官场争斗过程中的成败荣辱,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异化、灵魂救赎,从而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价值观予以现代性反思。

明代群臣“伏阙”抗争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明代士大夫群体多次＂伏阙＂抗争,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中国帝制政治史上甚为凸显,彰显出该时代士大夫政治的活跃态势。通过对明代群臣＂伏阙＂抗争现象的研究可以看到,帝制框架内君臣双方存在不同的政治诉求,明代群臣＂伏阙＂抗争之最值得关注的内涵在于士大夫群体之民本思想与绝对君权观念的冲突。帝制政治不等于皇权专制,大量存在的君臣冲突史事说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远非＂专制＂一词可以概括。在君臣冲突的过程中,明代士大夫群体展现出担当天下事的责任感,以及对政治合理性的诉求,中国政治文化这种内在的理性要素值得深入研究。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