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宋代士人日常生活哲学描述

宋代士人日常生活哲学,突出表现在仕隐之间、政治出处的生存智慧和徜徉于林泉之乐、园林之境的休闲境趣。不同于汉唐士人的功利进取的人生旨趣,也与之后元明清士人的世俗休闲相异,宋代士人的休闲境界蕴藉了深刻的日常生活哲学内涵。一方面,宋代士人开始自觉地追求闲适、自然的生活,他们通过远游山水,亲近林泉,构建私人园林,游戏文墨等方式展现出潇洒飘逸而又极具才情的休闲生活;同时,在这种看似玩弄风月的生活方式下,休闲的人生诉求包涵了士人对政治出处、显隐、得失,以及对人生情性之道、人生意义与价值乃至宇宙天地意识的深入思考和体悟。因此,宋代士人的休闲文化具有一种宇宙人生意识的深度与社会日常生活的雅趣,这是后代元明清士人休闲文化所不能同日而语的。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万衣为例

迄今有关明代士大夫的研究,集中于一些最著名的士大夫身上,而人数众多的一般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与实践,及其所处政治生态环境与仕宦生涯,往往不在研究视线之内。本文着意于视线下移,对明代江西九江士大夫万衣的仕宦生涯进行考察。万衣为官20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足迹遍历滇闽楚豫,心系百姓,抵御倭寇,廉洁奉公,政绩显著。本文聚焦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政治生态环境,追寻万衣的官场事迹,探索其罢官真相,为有关嘉隆之际政治生态和晚明官场的复杂性的研究提出新的细节情况。

“朱门白屋,转眼变迁”:晚明士大夫的成长及家族发展--以万历二年进士支大纶及其家族为中心

晚明士大夫的社会成长与家族的发展、转型须臾不可脱离,但从县域社会层面来看,士大夫的在官在野、乡居城居,不仅建构了士大夫的人生轮廓,也形塑了其主导的家族生活风貌。其中,万历二年考中进士的支大纶,出身嘉兴地区的世家大族,但其自称支家产不过中人、官不登上士,长期抱持耕读传家的理念,严格约束家族生活,重视道德教化,一生行迹多以乡居为主,仕途短暂且屡遭挫折。从嘉靖至万历朝,支大纶的人生追求及其家族发展,都与国家治理、地方行政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关联,从中可以映现出支大纶这样的士大夫或乡绅在国家统治地方层面的角色扮演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家族生活中谱系的确认,以及族内强力人物的统合,会影响家族的在地表现,关涉宗族形态与地域社会之特质。

北宋词论雅词-俗词体系的建构与柳词的标靶作用

词在北宋之前只是一种曲艺,多为遣兴所作,属于低俗文学。北宋士大夫被词的艺术潜力所吸引,力图使它登堂入室,变成适合士大夫创作的文体。在这个将词高雅化、合法化的过程中,柳永的词起到了奇特的作用。北宋士大夫通过词学评论,将本属于词体本身的"媚俗"的特征变成了以柳永词为代表的"俗词"的特征,并借助与柳永词作的对比,建构出适合士大夫创作的"雅词"概念。经此过程,进入了词作领域的士大夫阶层便不需再时时为这一文体"俗"的特征而苦恼,对柳永词"俗"的评价,反倒成为了让词逐渐脱离"俗"的标签,变为高雅艺术的重要环节。

士人改官的双重困局--以南宋曾丰为例

士人命运是唐宋变革的重要着眼点,对中下层士人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这一议题。南宋士人曾丰,从入仕到改官,一直陷于人情与法度的双重困局,干谒求荐屡次碰壁,受荐磨勘变数频生,历程长达20年。曾丰个人之遭际,既是宋代广大中下层士人改官中命运的缩影,也反映出在改官制度的两重面向之下,宋朝“任人”与“任法”调和的失败。从历史角度分析,改官制度正是唐宋变革不成熟、不完全的产物。

Advocate Eco-civilization and Build Green Homeland——Third Eco-civilization and Green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 Forum

The third Eco-civilization and Green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 Forum was held in the assembly hall of China Trade Promotion Committee on Dec.19,2010.And about 200 government officials,business people and scholar expert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were present at the forum.

The Final Imperial Examination Paper of the No.1 Scholar

WHAT is real politics?It means to establish theguiding principles and promulgate the nationallaws.These principles and laws should be hung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gat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ndissued with dominant legal status.The laws and decreesmust first be enforced inside the cour,then they can becarried out in cities and countryside through government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to as far as the frontier regions.The laws must be ample and in great detail,well organizedand without omission of any possible aspect.

清代赣人官年徵实--《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订补举隅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著录江西人物生卒年甚夥,且标注文献出处,颇便于使用。有部分人物生卒年依据官年,然清代士人官年与实年多不相符。通过检索古人家谱、传记、诗文等文献,可得出更可靠的实年。

游戏笔墨中的政治蕴含与士人精神--论王十朋《林下十二子诗并序》

表面看来,南宋王十朋作于绍兴二十四年的《林下十二子诗并序》表现的似乎是科举失败后仿效“竹林七贤”游于林下的隐居之意,诗序部分更是以小说般梦幻的笔法展开,颇具谐谑幽默色彩。但联系具体的创作背景细加考察则会发现,在看似轻松风趣的表象下,这组诗歌实则暗含对现实政治的影射,对秦桧操控科举、国家不按标准取士的批判,体现出南宋士人不以个人穷通为意,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积极进取精神,亦显示出宋人将俳谐式“以物为人”的传统引入诗歌领域、以游戏笔墨抒情写志的诗歌特点。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唐代士宦矛盾发展态势与士人选择

唐代士宦矛盾始于玄宗朝,后世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一虚构情节具象化,成为士人厌弃宦官干政的经典标本。安史之乱后,宦官为维护皇权立下功劳,逐渐成为帝王宠信对象,掌控军权便是最切实的奖赏。中唐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交往和碰撞是双方矛盾发展态势不同时期的反映,甘露之变则导致了双方彻底走向决裂。这样,士人的选择除传统的恐惧和疏离外,还多了一份投机式的攀附,虽然这种行为遭到士林口诛笔伐,但由于宦官权势强大,对这类士子的仕途影响并不明显。

赵孟頫书札中的医事

[目的]挖掘宋元时期艺术家赵孟頫尺牍书札中的医事活动。[方法]以历史文献学考据法和文本分析法,参考现有文献资料,根据年代顺序对书札进行排序,总结归纳其中有关中医中药的内容,分析推测赵孟頫患不同病时相应的病因、药方和疗效,以及当时的社会医疗习惯;通过书札中记载的赵孟頫与亲友间的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探究宋元时期士大夫阶层和统治者对医学的态度。[结果]赵孟頫生前多次患病,其本人具有优秀的医学素养,不但能够依据疾病症状自行诊断开方,也会给亲友以用药建议,而且他与亲友之间交流经验药方,互相赠送养生药食,许多是药食同源之物,其药方大都源自官修医书,从侧面印证了宋元人民会通过食疗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展现了儒生士大夫阶层习医亲医的社会风尚和统治者重医的政治态度。[结论]赵孟頫的尺牍书札,作为实物史料,为中医中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口。

论徐渭“墨戏”笔法的诗画互动

徐渭通过“墨戏”笔法将诗与画相联系,展现出独特的诗画互动关系。他的“墨戏”笔法,往往是不求形似,注重将自身感受注入其中,给予作品最大的情感表达。徐渭诗画在“墨戏”笔法的运用中彼此融合互动。一方面,徐渭探索题画诗中的文辞对于画境的拓展、创新和引导;另一方面,他又将“墨戏”笔法与色彩相结合,进一步探讨它与诗境的关系。与其他文人画家的作品相比,徐渭的创作更加注重自身情感的释放。他所追求的不求形似、放荡自由的诗画的艺术风格,进一步促进了诗与画的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发展。这不仅为当时的艺术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也为当今中国画的“墨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空间格局解析——以韩国新安朱氏为例

朝鲜王朝士林家族墓群表达了朝鲜半岛在该时期的礼制思想,探究其风水选址和空间格局,对挖掘中韩传统文化内涵之共性具有重要价值。研究将韩国庆州新安朱氏家族墓群作为案例,通过文献研究、图例解析等方法,分析《新安朱氏家谱》中记载的十四世至二十八世朱氏后人墓群分布以及墓图空间特征,探究其与中国古代宗法礼制的源流关系。研究得出新安朱氏家族墓群具有“长白发源,南至尚庆”“四象端明,藏气于穴”“屈曲围绕,汇聚明堂”“穴点居中,众星拱之”的风水选址特征,以及“左昭右穆”“多占宝地”“渐理学化”的空间格局特征,体现了朱氏后裔对先祖“慎终追远”的感情,为传统丧葬文化与朱子理学等中国传统人居环境思想在海外的保留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三言”中士商的互动与融合

冯梦龙“三言”中部分作品描绘了士人与商人之间的互动与结合,一类是士人向商业靠近进而形成的士商结合;另一类是商人向政治权力靠近产生的由商而仕。这反映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商人团体扩散至士人团体的时代风向,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王朝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与融合受到明代士人的贫困、士风的嬗变、商人的崛起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最终衍生出了士商两者各具特色的商业意识。“三言”中相关篇目记录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王朝统治的动摇与破坏。

北宋君臣共治思想与实践

共治天下的政治观念古已有之,唐宋之际社会发生巨大变革,门阀士族在长时间的动乱之下急速衰弱,北宋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并选择与士大夫们合作。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再次被唤醒,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随着士大夫在政坛上的强势崛起,他们敢于直言不讳,与皇帝辩论是非,所信仰的儒家理想得以付诸实践。这种开明的儒家思想实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它不仅代表着北宋士大夫的真实本色,也对后世国家认同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