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Literary Psychology Evolution of Denial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nial of the popular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and based on such introduction,it further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literary works represented by popular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denied and the influence up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denia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statu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it explores the guidance function of literary psychology evolution,showing that the Chinese novels,as literary works,have the rational and responsible value.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清宫寿戏《福寿延年》内廷演出考略

《福寿延年》为清宫常演的多本寿戏,现今可见的早期剧本有嘉庆年间所用串关、题纲。在内廷搬演过程中,全剧经历个别处文字微调后总体保持稳定,每次仅据承应对象的变化对颂词做调整,以适应实际表演的需要。自嘉庆朝以后,其于同治、光绪两朝接连上演,尤以光绪一朝为盛,一直延续至光绪末期。演出场合主要为万寿承应,具体包括皇帝万寿承应和皇太后万寿承应,在慈禧四旬、五旬、七旬万寿时均有演出。此外,偶尔在一些节令如除夕或元旦承应演出中出现。具体演出形式有两种,绝大多数时为全本演出,个别情况下挑演部分出目。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晚清生员日常管理的蜕变与形式化——以生员阶段的张謇社会活动为例

清政府在各地学宫刊刻了一系列规定,对生员们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尤其严禁生员们参与诉讼、干预地方政务等。然而晚清时期,由于新形势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套制度逐渐沦为形式。晚清状元张謇在生员阶段就积极参加地方政务,几乎未受到该制度的任何影响;不仅如此,张謇同时代的生员们也活跃在地方事务上。这些都表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生员管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士子文人的生活隐喻——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的叙事性研究

“博古”一直以来与文人有紧密的联系,至清代,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博古图像极为盛行,且表现形式丰富。由此,以瓷器上的博古图像为研究对象,试图使用叙事研究方法对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展开讨论。将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分为3个类别:一是以古器物为主体的图像研究,探索这一类图像与当时文人鉴古风气以及文人文化思想的关联;二是分析博古元素作为辅助图像在文人场景中的表现与应用,探究瓷器上博古元素在文人空间的象征寓意;三是以美人空间中的博古元素为研究主体,分析“不在场”的文人对于女性空间的理想化构建及其图像背后的意义。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

宣泄·还原·象征:清代西域文人对葡萄意象的建构

较之唐人,清人开始更加关注西域百姓的日常生活,葡萄意象为诗言志功能提供一种个人情感宣泄的出口,是清代文人宣泄苦闷的完美载体,寄寓了他们的乐观旷达之情;葡萄意象频繁出现于清代西域文人笔下,还原了边疆安定的生活场景,寄寓了清代文人内心深处的风雅精神,展现了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景;葡萄与葡萄酒象征意义在清代西域文学中表达得更加明显,是建功边塞的象征,寄寓了清代文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清代文人借助于葡萄意象,开启了中原和西域情感认同有效融合的进程。

清宫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皮黄本的音乐编创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命升平署将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翻改为“乱弹曲白”,此后升平署和普天同庆班分别排演了皮黄本的《昭代箫韶》。该剧的翻改可谓晚清“昆乱消长”时期皮黄戏创作之缩影:两种皮黄本都具有明显的“昆乱杂糅”特征,昆腔曲牌在剧中主要作为程式性唱段使用;但二者在具体的腔调选用及板式编排方面又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反映出同一剧目在音乐编创上的不同思路。从两种皮黄本中场景音乐的运用情况来看,当时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已有一些专用的器乐曲牌或带唱词的“大字牌子”。

社会出走与性别越界:明清易性乔装剧研究

学界对明清扮装剧的研究,多着眼于女扮男装及扮装动机,容易将扮装情节与含意单一化。以为扮装之外因——情境,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明清扮装剧为研究对象,借狄德罗“情境说”强调“情境”对于“扮装”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就男扮女装而言,产生于特定情境下的扮装,既强化又颠覆了“男尊女卑”的二元体系;就女扮男装而言,学界往往会夸大性别控诉。男性剧作家笔下扮装才女并非否定女性角色;女性剧作家则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现实中男女两性人生出路的问题。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考论

扬州图书馆藏清抄本《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辑纂人未署姓名,据书中三则批语,可知为甘泉胡文渊抄存。该书收录求声社20位学人,于戊寅正月至己卯正月逐月会文所作。总计存录20家文42篇,诗54首,以及拟题二百余条。因诸家著述罕有传本,《文稿》所录为硕果仅存。诸家所作及拟题,以“通经考古”为重心,表明扬州学派学术传统在同光之际的延续。拟题多而成文少,折射出治学环境恶化对学术的冲击,从中可见扬州学派在晚清已呈颓势。

清代织绣中“渔樵耕读”纹样探析

“渔樵耕读”是有清一代流行的人物装饰纹样,表现为渔父、樵夫、农人、书生各司其职的生产生活图景。其人物形象刻画以成年男性为主,辅以山水田园等自然风光,构图灵活多样,色彩明艳亮丽,呈现较强的写实性和装饰性。渔樵耕读纹样多以刺绣技艺加以表现,也有少量提花,在服饰、室内装饰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彰显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文章以相关织绣实物的文献调查和图像分析为基础,通过钩沉史料、回溯清代历史文化语境,发现“渔樵耕读”纹样的盛行顺应了装饰艺术发展的趋势,并与清代重农劝农思想、隐逸与耕读文化、传统礼治文明有关。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农耕及礼治文明的缩影,更隐射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模式和价值趋向。

“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之误——清代科举重书程度的真相探究

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非常重视,而至今清代科举重视书法的程度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从清代科举考试相关文献与殿试卷原卷相结合分析论证,试图客观的还原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真实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订正世人对清代科举考试“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的错误认识。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订补——以粤籍作者为中心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收录清人25 000余人,学界利用广泛,但偶有阙失。现对《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中12位粤籍作者生年或卒年著录阙失或是涉及其他讹误进行订讹补阙,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研究者参考。

批判与追求:晚清士人刘绍宽对科举的心态

刘绍宽自幼接受旧式教育,青年时代即奋力科场,以求功名。囿于屡战屡败和世风变易的现实,刘绍宽转而对科举制度持一种批判态度,然而这种批判态度并未影响其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科举被废后,刘绍宽即便已在地方文教场域有一定成就,但其对于功名的执念依旧不减,科举对其心态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弭。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映照出晚清士人对待科举的复杂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