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氏遗书》对医学教育及人才培养的启发

《褚氏遗书》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石刻医籍,作者为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治家、医家褚澄。该书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其中诸多创见,对后世医家产生深远影响,足见其在知识传播及培养后学方面的价值。对《褚氏遗书》涉及的对医学教育及医学生成长具有启发作用的元素进行梳理,认为该书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念,诸如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求业宜精,勤于思考,不墨守成规;重视实践,虚心求教等。这些观点对当代医学人才的成长均具有借鉴价值。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陕西西安南郊隋施睿墓发掘简报

2021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基建中发现隋施睿墓。墓葬形制保存基本完整,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及随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书信交往与苏门的发展历程——以苏轼与四学士为中心

由苏轼主盟的“苏门”在哲宗元祐年间大放异彩,是两宋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之一。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书信是苏轼与“四学士”等人最主要的交往媒介。这些书信在苏门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门文人在书信中求教讨论、品题称扬、交流信息、劝勉慰藉、宣泄情感、传承斯文,在此过程中建构起集体认同,培养了深厚情谊,写下了传世佳作。苏轼和四学士的来往书信,在平易自然的表达中见出作者们真实的情感和隐秘的心迹,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见出人性的真善美,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探讨苏门书信交往的细节和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论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与践行

兴起于春秋时期的士阶层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其能延续至今正是归因于士人所特有的高尚的“士精神”。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赋予了其承道精神、敬畏意识、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并以实际行动从理想追求、学识修养和政治实践三方面践行“士精神”。孔子关于“士精神”的论述与践行不仅对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儒林外史》中科举荣身之儒生群像研究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生动刻画了八股取士制度下,处于未第与及第不同阶段的儒生群像,批判了本应为天下培养贤才的科举制度,却培养出大批腐儒、丑儒的怪现象。对此,吴敬梓以儒家思想为文化底色,通过个人探索与实践,提出应培养克己复礼、讲究文行出处的真儒贤人,以拯救儒林。

苏门后进与霅川名士:宋代经学家张大亨生平交游考

北宋经学家张大亨籍属浙江湖州,祖父张裪曾知安州,官至司封员外郎,殁后葬于湖州卞山。张大亨于元丰八年得中进士乙科,曾任《春秋》博士、司勋员外郎、左司员外郎等职,因“政和党争”遭致黜落,殁后也葬于卞山。张大亨曾从学于苏轼治《春秋》经,二人诗文往来,情谊深重。其《春秋通训》中保存的一首东坡尺牍残篇尚未收入苏轼集中,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化意义。张大亨与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米芾等苏门文人同游论道,追忆先师,关系密切,与释惠洪、吕本中、唐庚等也有交游。此外,张大亨还助推了元祐学术的传播与浙江学术的演进,是浙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新出隋《施睿墓志》考

2021年,隋《施睿墓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樱花广场基建工地内。志主施睿为南北朝时期北迁之南士。南北朝时期有大量的南人北迁,其自身的文化优势得以在关中地区迅速发挥出来,填补了关陇地区的文化缺失。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诗经·小雅·鸿雁》主旨辨析

《小雅·鸿雁》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多种观点,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和欧阳修《诗本义》之说影响最大。这些分歧主要缘于历代学者对诗中“之子”“我”的称谓身份解读和“鸿雁”意象解读的差异。综合考察此诗的整体含义和内在逻辑,可知“之子”和“鸿雁”是流民的身份和象征,诗歌前两章客观表现了流民在野外劳作的场景,末章为使臣自述,记叙了流民对这场劳作做出不同评价。诗中“我”就是士大夫,即诗歌作者。因诗歌末章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情感,故主旨为美士大夫。

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新安医家吴楚运用温补思想辨治痰证经验探析

吴楚是清代著名新安医家,通过对其《吴氏医验录》中痰证相关病案进行总结分析,归纳其温补思想在痰证辨治中的运用。吴氏认为,痰之所生主要归责于脾肾两脏。脾虚则水湿不能运化,从而停聚为痰;肾虚则肾水无以牵制,上犯为痰。临证之时以脉为重,滑脉为脾虚生痰之象,脉沉主肾虚生痰之象,不同兼脉象意有不同。痰、涎二证有异有同。涎证属虚,而痰证有虚有实,然均施以温法,但二者温补之时有所差别。涎证温补多以甘温之品补肾健脾,痰证温补或用苦温之品温燥湿痰,或用辛温之品温散寒痰,或用甘温之品温运虚痰。吴氏确定了以大补温剂治疗痰证的治疗原则以及燥脾土、培肾阳的治疗方法,临床形成六君子汤、八味丸为代表性方剂的温补治疗体系。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引《诗》探析

“善引用”是《世说新语》的重要特点,其引《诗》用《诗》的部分尤其值得关注。或正取《诗》义,或反取《诗》义,剪裁舍取,化为己用。魏晋士人引《诗》,是由中国士人的知识结构和对《诗经》的特殊偏爱,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尚清谈等时代特色及整个民族文化谱系中引《诗》用《诗》的传统等文化心理因素共同导致的。这对研究《诗经》经学地位的解构、文学审美的突破及其在文学史、传播史层面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义。

鄂东南县域地区的岁时节俗传承——以《荆楚岁时记》所载农业民俗为参照

鄂东南县域地区作为荆楚传统农业区,其传统节俗在继承中不断深化与发展。以《荆楚岁时记》所记述的具体节俗活动为参照,深入考察代表性农业民俗的传承情况、特征及其文化成因,能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典型个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农业民俗中蕴含的朴素的情感价值和文化认同。

试论楚文字“■”的形体与职用

“■”在今所见楚国简帛材料中出现108例,其形可溯源至甲骨文“■”。“■”从辵从止从,存在三种或体,“■”“■”“■”。其中“辵”形的书写呈现出结体分散的特征,且受到相似构形“远”“遊”的类化;部分“止”形呈半包围之势,与“■”形相混,“止-■”讹混的现象还存在于“族”“旅”“歬”“步”“遊”等楚文字形体中。特殊形体“■”或可作为“■-■”形体演变的过渡形态;在字词关系中,“■”用以表示{失}{逸}{佚}{泆},字词对应关系较为复杂。除用作动词外,还可用于姓氏人名。

“文变染乎世情”:论王骧《存实吟草》的多元面向与文化意义

镇江文史学者王骧的诗词自选集《存实吟草》见证了作者与江苏文史学人圈的交游情况,建构了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及其中文系的历史记忆,记录了20世纪后半段镇江风土人文及社会发展状况。体现了王骧溯追杜甫、记录时代的诗学精神,具有较为重要的地方文化意义。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明清金陵小说,常以南京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南京社会生活、文化风情等为书写内容。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书写,留下了帝都文化烙印:一是在城市景观和情感层面上,突出了帝都城市特有的山河险峻、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以及超越了个体性的幽怨感伤,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高度,追问帝都文化沉浮;二是在城市制度和文化风尚层面上,突出了祭祀教化、崇尚礼仪的科举文化氛围;三是在城市市民形象层面上,突出了士人云集、儒林风流的士林景象。

名士与名医——鲍桂星与程文囿交游考论

鲍桂星与程文囿皆为徽州歙县人,鲍桂星因病求诊于程文囿成为二人相识相交的契机,并因此深情厚谊,持续终生。二人的交游超越了医患关系,可视为“士人与医者”交游的范例。以《杏轩医案》《觉生诗钞》为基本文献,爬梳鲍桂星与程文囿的交游,可以从微观视角探察清代中期徽州地区儒学与医学深层次的交融与契合,对于“士人与医者”“儒与医”论题的深入研究或有助益,也为乾嘉时代及徽州地域的文化场域刻画了研究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