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文学传播群体考论

刘宋时期,文学创作与传播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化特征,与其特殊的时代与文化因素有关。文化权力与文学创作的交织,推动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官僚群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群体和以志趣为导向的文人交游群体的形成。三个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提出各自的文学创作主张,并在创作题材、创作主题、审美风格上形成趋同性特点,表现出一定的流派意识,共同促进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制度变迁与民族关系重构——以鄂西南“改土归流”为考察中心

在中国民族史上,改土归流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改土归流的实施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向历史新高度。就鄂西南地区而言,改土归流之前,在“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禁令下,土民与汉民的交往互动受到阻碍。土司辖区在中央朝廷间接统治治理框架下推行“因俗而治”的管理策略,松散的治理空间为土司对封建王朝时叛时服、对治下土民肆意盘剥、对邻近非土司区域出兵袭扰以及各土司之间因利时常发生纷争留下制度空隙。雍正十三年(1735)鄂西南完成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政治调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文化演进消除了各民族交往互动的制度障碍,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互嵌发展。改土归流重构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宋徽宗朝初期政局演变新探

宋徽宗即位一年后,宋廷改元建中靖国,推行温和“绍述”路线。然而建中之政,与徽宗的本意不符。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中,他运用种种策略,挑动士大夫互斗,逐一排除异己,将建中之政改为了崇宁之政。透过建中、崇宁之际一年多的政局演变,我们可以对宋徽宗的个人特点有更深入认识,也能对北宋后期的政治风气有更多了解。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 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失灵的原因及矫正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国家和个人收入持续增加的根本动力,对农村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目前我国由于资源约束下的政府偏好、多层次委托—代理背景下的官僚行为及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出现了政府失灵。矫正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对政府偏好及相应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缩小政府规模,约束官僚行为;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

教育非均衡成因的新视角——公共选择分析

教育均衡是人们追求教育公平的现实路径选择,而教育非均衡的现实又是人们关注、迫切希望改变的。教育非均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而且又易被改变的因素往往被忽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从“经济人”范式、官员经济、利益集团三个方面来分析教育非均衡的成因,旨在指出解决中国教育非均衡问题最易于实现的因素,希望对中国实现教育均衡提供有益的启示。

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个案研究——以“福建人”闽帮总机构为例

以华人移民的帮群社会结构特征为切入点,对福建人建构闽帮社群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以祖先崇拜文化建构恒山亭坟山组织的阶段、以神明信仰文化建构天福宫庙宇组织的阶段,以"科层化"组织为特点的现代华人社团组织阶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新加坡闽帮总机构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中,为适应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华人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闽帮社群经历了一个制度化建构的历史过程。此一演进的过程亦是帮内凝聚与整合不断提升的过程。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开高健对《恐慌》主人公性格的设定及主题的彰显

作为日本战后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开高健不同于战后其他作家;他放眼社会,针砭时弊,给世人以深思及启迪,走出了一条与传统的"私小说"完全不同的道路。代表作之一的《恐慌》发表于1957年,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夕。处于大动荡时期的日本社会亟需能够从正面直视并描写社会实态的作家,开高健的《恐慌》正好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探讨主人公俊介的积极、妥协、抗争、精明等诸种性格因素,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躁动不安、无所适从的心理特征,揭示作品的主题亦即集团中的个人和官僚体制的腐败,从而发现开高健作品所蕴含的鲜明时代特征和现实批判意义。

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认为,孝宗末年出现了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两大集团斗争中,姜特立代表新皇权,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为此,余氏试图证明与姜特立有唱和的黄正言就是攻伪学甚力的黄抡,但有证据表明,黄正言乃是名列伪党中的黄度,这就恰好证明姜特立与理学集团的交好,而使余氏的立论完全落空。余氏还列出攻伪学人之中有数位与姜特立有唱和,以具体说明姜特立确实网罗了一批官僚,发挥了桥梁作用,但姜特立与伪党之人也有友好往来,故其说难以成立。姜特立既遭受过理学集团的排挤,也遭受过官僚集团的打击,这都说明姜特立不足以代表新皇权,而只能代表他自己。

传统谱学在晚唐党争结局中的衰落

谱学属史学别支,谱系之作实为历史档案。家族谱牒是记载宗族历史、谱系的文献,起源很早,形式多样。帝王、诸侯称世本、玉牒,普通称宗谱、族谱、家谱。六朝时极为发达,居官、婚嫁均以此为主要参考,政治作用较强。晚唐宫廷政治中的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速了大唐王朝的崩溃和灭亡,同时,数十年间的牛李党争之结局,使得谱学逐步衰微,后世谱牒除玉牒之外,其余均失去政治上显光的作用。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组团帮扶机制研究——以粤东J县驻镇帮扶工作队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做好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为了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先富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发展,派驻工作队的组团帮扶机制被普遍运用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中。作为一种组团帮扶机制,驻镇帮扶工作队集中力量对重点镇进行帮扶,发挥了组团集成优势,但在嵌入乡村社会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通过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内部协调对接机制、驻镇挂村联户工作机制和帮扶队员激励机制,推动驻镇帮扶工作队有效嵌入乡村社会,助推乡村振兴。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防止“贵族阶层”到防止“既得利益集团”

20世纪 5 0年代中期 ,毛泽东曾提出防止“贵族阶层”的命题 ,80年代初 ,邓小平对此作了新的审视 ,新世纪伊始 ,江泽民又告诫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 ,其间渗透着新中国三代领导人对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不懈探索和追求。总结其中的成功和失败。

论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时代特征

受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他们自觉践履着儒学所规定的"仕以行道"的士道精神,"致君尧舜"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另一方面,他们在经纶天下、积极入世的同时又背礼叛教,世俗享乐意识得到普遍的张扬和发展;同时将以洒脱闲散为旨趣的隐逸文化以及琴棋书画等品性涵养作为调节内心情感平衡、寻求心灵解脱的重要手段和生活方式,凸显出一种自省内敛、沉潜向内的审美趣味。宋代士大夫颇具时代特色的群体意识对宋代社会的历史文化风貌及后世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互动的多重逻辑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学术界还较少关注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逻辑。国家底层不同于国家,它是国家与社会直接衔接的重要层面,它在与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中会有怎样的逻辑与原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围绕国家及其政策、国家底层和社会群体三个主体,形成了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伴随着深刻的行为意义,而这三个逻辑交织在一起也使得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变得复杂多样。

明清治策与云南民族分布

明清边疆民族治策对云南民族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在明代,土司制度强化了土司地区民族的内部认同,增强了民族分布的稳定性,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卫所的设置和屯田的推行,导致中原汉族大规模进入云南。云南汉族以卫所和屯田为中心,以驿传、铺舍、军堡、哨戍等为依托,由城镇向乡村、由重要交通沿线或军事据点附近向山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渗透。清代改土归流导致一些土司管辖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分布发生变化,促使汉族移民进一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初步形成。与此同时,改土归流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相对安宁的环境,原来处于土司控制下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迎来独立发展的机会,逐渐分化形成现代民族群体,促成云南现代民族分布格局初步形成。

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19世纪末日本社会转型成败的原因在于是否成功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社会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是社会动员的必要条件。武士道价值体系对天皇的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能够增强变化社会中所缺乏的秩序和效率;武士阶层沟通天皇和普通民众,实现多方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冲破了官僚集团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了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提供源源不竭的人力资本和精神支持,成为体制外动员的媒介。因而武士阶层是日本社会成功动员的关键变量。而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动员机制。以史为鉴,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国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