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黄英》思想意态分析及启示

通过士人话语和商人话语,小说《黄英》传达蕴含着"士""商"两种不同的思想意态,其中"士"通过了作品主体性价值判断而成为作品的主旨思想意态,而"商"则未然;因此,《黄英》文本思想肖像的真实构成是传统的士人思想,缺少真正的商人思想。小说缺少真正的对话与复调,不应归入复调小说之中。"士魂商才"用在陶氏姐弟身上是比较合适的,但用在《黄英》创作主体身上则是不妥的。

论《聊斋》的儒商形象

《聊斋志异》中 ,已经出现了儒商的形象 ,这是文言小说的重大收获。儒商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诚信为本的经商道德 ,义利合一的经商准则 ,诗酒儒雅的经商心理 ,科学理性的商务管理和回报社会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 ,下位性、官本位和农耕圈是《聊斋》

粤商与儒商

粤商与儒商属交叉而非包含关系。并非所有的粤商都具有儒商的道德属性,但历代粤商中都有儒商的代表人物。为了提高新粤商的素质,应当引导现代新型儒商的价值取向,造就新型儒商式的新粤商。

儒商——蒲松龄的人生理想

《聊斋志异》中有形形色色的商人 ,其中文学士出身的商人 ,即儒商的形象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容貌娇好 ,风流儒雅 ;注重情义 ,品德善良。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充满了浪漫色彩。

“路径依赖”与儒商精神

“儒商”现象 ,是一种典型的“路径依赖” ,一种文化依赖。“儒商”精神的核心 ,是强调经济行为的群体和合。此外 ,它还强调“洞悉天下物情”的宏阔眼光。它是中国式“智慧”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儒商”精神的局限 :一是普遍性劳作价值核心和超越性经济动力的稀缺 ;二是商务活动中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经营法制意识和规程的缺乏。融汇中西商业伦理精华 ,熔铸全新的商业精神 ,是新时期经济伦理建设的重大任务。

向才子佳人话语霸权的挑战——士商“区隔”的跨越与融构

明清之际,“市商/佳人”小说的出现,是迅速崛起的市商阶层对“才子佳人”话语霸权的挑战及对“风流佳话”领地的争夺。这一在爱情话语中的权力分享,透显出从中晚明以来商人对士/商“区隔”的跨越意向和对等级身份的突破趋势。如果说《卖油郎独占花魁》、《叠居奇程客得助》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那么由此再到《聊斋志异》的《黄英》,则呈现出一个由“区隔”的跨越到士/商之融构的发展过程。马生与黄英的“婚姻”,正隐喻着“士魂”与“商才”的互相吸纳与融合。由此而形成的商业伦理和商人精神,对当今市场伦理的建构也不无裨益。

徽商的超越精神——从“不系舟”谈起

明代歙县徽商汪汝谦在杭州西湖上建的画舫,名为"不系舟"。从外观之是一艘船,实为漂在水上的园林。"不系舟"是徽商的符号,是舟非舟,折射出徽商革故鼎新的"儒贾观"及超越传统的"建筑意",折射出徽商的心灵美,体现徽商古道热肠的"公益心"。

儒商精神与酒店经营的本土化

儒商精神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而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驱动力。儒商精神与酒店经营本土化相结合,酒店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加强酒店的职业道德建设,提升酒店管理者的道德人格,实现酒店的“道德经营”。

多元文化共谋下的当代商贾历史叙事

当代商贾历史小说在多元期待视野下演绎儒商故事、财富神话和国族想象,呈现出多重叙事动机和多重文化内质。这是新兴的商业经济力量表达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诉求的结果,也折射出当代商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意识形态之间博弈且调和共生的局面。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儒商形象的成功塑造及其当代认知价值——秦简夫《东堂老》杂剧仁义道德内涵的再认识

伦理道德剧《东堂老》演绎于元末杂剧舞台,既折射出商人阶层在经济社会中地位的提升,也改变了以往对其"重利轻义"的道德评判。剧中对儒商李实重信然诺、挽救引导富家子弟善行义举的演绎褒奖,不仅打破了固有的重儒轻商观念,也为当下的子女家庭教育提供了有益的鉴戒。

清前期江南士子北上天津的原因分析

清前期，出现了江南士子向京津一带转移、集中的现象。当时，长芦盐务中心由沧州转移到天津，盐商广筑园林、资助士子来津盘桓。但这只是外因，江南士子北上有其深层次的内在需求。清初的“江南问题”一直使清朝统治者耿耿于怀，考察清初发生的文字狱、奏销案和科场案，清政府对南北的处理标准不一，形成了“北松南紧”的政治环境，江南士子的生存环境恶化。康、乾朝两次开博学鸿词科，吸引了大批士子北上应试。另外，由于南北教育基础的差异较大，南人冒北籍成为科考成功的“捷径”，天津府和顺天府成为当时冒籍的重灾区。种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江南士子联翩北上。

儒家建构士人劳动伦理的策略与历史考量

先秦儒家运用"名分论",将劳动的自然分工"伦理化",终为中国传统士人搭建起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又运用文字学的改写策略,分离"劳""思",在汉字文化体系中进一步完善了士人劳动伦理的话语系统和概念范畴。同时,墨家以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式微,佛、道两家对于劳动和农业的消极态度,也都将中国士人推置劳动场域之外。相较于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近代劳动精神的再建,传统中国士人的劳动伦理迄于近代"儒商"的出现,亦稍见转机。但是,在"士道"(非正式制度层面)和王权政治(正式制度层面)的长期规定下,儒家不健全的劳动伦理已成功支持并鼓励了"君子固穷"的财富理念和"守穷"的行为选择。检讨传统士人的劳动伦理,也是应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修正风"的一个极好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