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抗战意志论”与战时写作的文本裂隙——以沈从文《战国策》派时期的写作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抗战建国的时代召唤,沈从文生成了一种隐性的“抗战意志论”思想观念。“抗战意志论”有两个层面:国家意志和生命意志。国家意志的观念对应《战国策》派“大政治”主张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战现实;生命意志的观念接续沈从文对生命存在本体的抒情化思考。“抗战意志论”是一种将民族国家存亡和个人生命重造二者结合,用来指导文学写作,表现理想人生的“有情”的观念创造。“抗战意志论”作为抗战建国的观念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但与沈从文的创作个性不相符合,表之于小说写作中出现人物、叙事节奏、叙述重心等方面的裂隙或者矛盾,体现出别样的艺术审美特质。“抗战意志论”折射出沈从文观念写作与个性写作的龃龉,也必然导致其以寓言体、主观抒情和传奇故事等方式复归“抽象的抒情”的个性创作并修正战时文学路径,继续书写其对生命、理想、人性等抽象对象的表达。也因此,在战时文学写作版图中,沈从文逐渐成为一位不合时宜的被划为“与抗战无关”的孤独的思索者。其实,历史并非这么简单。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第五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大后方创设34所国立中学。办学八年,国立中学在提升中等教育水准、助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推进中西部文教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深远影响。鉴于目前少有从兴学育才的视角梳理与考察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理念与实践的专门研究,选择1938年创办,1946年复员,始终坚持在甘肃天水办学,最终形成优异的办学质量,作育大批优秀人才的国立第五中学作为研究个案,以学校办学历程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史料,还原与再现烽火年代国立五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才的历史图景,加深对其遵循教育规律办学,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认识。国立五中在八年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重视培育抗战精神、重视延揽品学兼优之良师、重视文化育人、重视积极影响大后方建设等办学特色,足资后世借鉴。深入研究国立五中的办学育人实践,既有助于传承与弘扬抗战文化与抗战精神,也可为推进和深化当前中学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演变轨迹及其研究进路

就世界范围而言,战争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的表现形态,军事思想是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古代中国也没有任何例外。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兵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是一份厚重的珍贵遗产。然而,相对于儒家、道家等思想学说的研究,有关兵家思想的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这有“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后天失调”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在思想认识、资源配置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之外,更关键的是,要积极调整和转变兵家研究的基本范式,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从以研究军事人物思想、兵家典籍理论为主导,变为以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为宗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叙事结构,即武器装备的进步,引起作战方式、战法战术的变革,在此基础上促成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这种变化,最终又推动了兵家理论的创新,军事思想的升华,而兵家思想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作战领域,使得战法的确立与变革,能在理论的指导下更趋成熟。总之,经过努力,完全能够在中国兵家思想的研究上开辟新的局面,实现新的飞跃。

“星堇派”论争与日本战后文学思想的形成

“星堇派”论争是关于日本战后文学思想的重要探讨,它揭示了日本战后文学两大方向的异同:以加藤周一等人为核心的文学古典主义团体倡导扎根日本传统文学文化,从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出发进行文学创作;以荒正人、本多秋五等人为核心的左派政治激进主义团体则延续日本近代写实主义传统,倡导以内省式的创作理念剖析战争经历和战后现象。两者都是基于反思战争的立场,但在战争认知、文学传统再认识和作家经历的文学再现方面存在不同。

雷海宗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活动研究

西南联大时期是雷海宗学术活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享誉全国;他参与创办编辑多份刊物,尤以《战国策》及其副刊最为突出,由此形成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他关心时政,发表大量时政文章,由书斋型学者逐渐转变为时政型学者。

朝鲜王朝社会人士对孙武角色的认定

域外汉籍《韩国文集丛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的整理与出版,为研究孙武人物角色提供了新资料。朝鲜王朝人士将“孙武”和“孙膑”二者相混淆,对于二人事迹往往张冠李戴。孙武虽被视为兵家,但在称谓上略有不同,有人称孙武为“兵家”,有人称孙武为“兵法家”。朝鲜王朝人士认定孙武将帅角色的类别最为多样,分为将军、名将、良将、战将、智将、谋将、儒将,而视孙武为中国儒将之首,最为独特。朝鲜人士认定孙武是兵学宗师,而在认定上各有特色。金世濂视之为“百世之师”,李起浡视之为“用兵之宗”,朴弼周视之为“武学圣人”,金平默视之为“兵家正宗”。总之,朝鲜王朝人士对孙武人物角色定位的多样性,侧面反映了孙武对朝鲜王朝兵学的非凡影响力。

“思维五步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以“美国独立战争”一课为例

“思维五步法”是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提出的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从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思维五步法”指将教学过程分为创设情境、提出问题、进行推理、产生假设、验证假设五个阶段。学生在这五个阶段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引导,不但能够对课程内容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还可以进行思维能力训练、提高自身的思维培养意识。文章以高中历史“美国独立战争”一课为例,对“思维五步法”在高中历史课程中的实践进行分析,希望有助于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水平。

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大后方办学述论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于“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后方集中创办国立中学。在当时,国立中学之所以能够在条件艰苦的大后方重振弦歌,并且办学质量优异,与其注重继承优良办学传统,严格遴选学有专长、极富教学艺术的教师队伍,办学尊重育人规律,注重形成办学特色,重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作为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研究和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校史故事是构建与还原其办学图景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从故事重新进入历史,再现烽火年代附中艰难办学和作育人材的精神风貌,不仅可加深对中学培育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而且对于传承汉中抗战历史文化,讲好汉中故事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

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描写战争的残酷以及带给普通民众的心理创伤。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意识,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作家的个人体验密切相关。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以禁暴除乱和安国保民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获胜的理想结局;三是以“修道保法”和赢得人心为战争获胜的坚实基础;四是高度重视智谋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五是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常备不懈为和平的可靠保障。先秦兵家和平思想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首先,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在战争理念上赞成并支持反抗侵略的防御战争而反对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其次,批判不义战争、谴责滥杀和破坏是历代贤哲的一致做法。兵家和平思想在今天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第一,它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不义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二,它为我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

美国公共学校的“意识形态冲突”

从教育与权力的关系入手、以意识形态冲突为视角来研究美国公共学校的"战争史",是美国公共教育史的一种解释路径。知识与学校从来就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体现着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从美国公共教育和公共学校诞生之日起,在当时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居于主流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集团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学校中"谁来学、谁来教、学什么、为什么学"的争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使得公共教育和公共学校从一开始就沦为了灌输社会主流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沦为了统治集团实现价值控制力的工具,沦为了阶级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政治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工具。

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

依据墨家学说主旨、队伍组织、从事工作,特别是社会作用的不同,可将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兴盛(公元前444年至公元前381年)、衰败(公元前381年至公元前311年)、转型(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50年)、重兴(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21年)四个阶段。兴盛阶段,墨家着力游说诸侯、传播学说、制止攻战、助弱国守城;衰败阶段,墨家学派分化内斗,三派弟子活动转型;转型阶段,"谈辩派"后学热衷于空言思辨,"说书派"后学被视为与儒家同类,"从事派"后学对"任侠之风"产生重大影响;重兴阶段,墨家学派声势复盛,"说书派"后学的宣传,"从事派"后学对墨家精神的继承,"谈辩派"后学与儒家、法家的尖锐争辩,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陈铨与尼采

陈铨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尼采研究专家,他不仅直接阐释尼采学说,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尼采思想。陈铨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活动体现出明显的功利化甚至政治化特征,而这缘于他试图借助尼采学说以帮助国人确立"内心的新精神",即推动"精神革命"的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女性教育的蜕变与超越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女性教育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由"家庭本位"到"国家本位"、由"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的蜕变,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实现了超越性发展。

保定军校毕业生与抗日战争

保定军校毕业生作为独立的军事体系,在抗日正面战场国民革命军将官中占很大比重,尤其在高级军官中始终占居第一位。他们参与指挥了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为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独立做出了不朽贡献。在战场上和抗战中,绝大多数保定军校毕业生以身许国,率部与敌搏杀,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

作为冷战后崛起的欧洲安全研究的一支显赫流派,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方法—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宽泛安全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概念与理论。安全化理论为传统派、宽泛派和批判派的安全应用提供了理解路径和整合的潜力,也以此主导了近来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领域中最富活力和最具争议的辩论。本文回顾了奠定安全化理论基础的思想渊源,从定义、主体间性、权力与语境的地位、安全化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安全化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要素主体,简要评价了安全化理论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并对其局限困顿之处进行分析评论。哥本哈根学派由于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实践分析而招致规范与伦理上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是哥本哈根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明代《孙》注第一声——刘寅《武经直解·孙子直解》的特点及成就

明代兵学思想异常丰富,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也颇多新论,刘寅的《武经直解·孙子直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是书注释、校勘并重,借鉴了曹操、杜牧、张预三家注本及元末张贲一家之稿本,但又非人云亦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注释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但不曲解,注意挖掘孙子思想的深义,多发新论,并善用历史上的战例加以说明;校勘方面成就卓然,既参照旧本校订了当时流传版本中的错误,还调整、校订了《孙子兵法》的脱漏简;语言浅显易懂,理论水平很高,在明代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徐州市区武术拳种流派溯源

徐州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争孕育了剽悍的民风，也繁衍了武术．本文以徐州的历史发展为线索，结合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