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视域下市井女性形象演变——从宋元话本到《水浒传》

将宋元话本中描写婚姻爱情的女性主人公与《水浒传》中婚姻情感的市井女性相比,可以看到《水浒传》对宋元话本女性形象的传承与改变。二者都以聪明伶俐有才能的女性为描写对象,并给了她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与宋元话本只是单纯描写女性自身情欲的放纵不同,《水浒传》已隐约表达出婚姻的不匹配和女性婚后情感不能满足是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水浒传》的作者与宋元时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情感认识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大观茶论》新校

宋徽宗《大观茶论》是解读宋代茶文化的经典茶书,收录于《说郛》《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今人的整理成果所利用的版本以《说郛》涵芬楼本与《说郛》宛委山堂本为主,而《说郛》早期的明抄本如明弘治十三年(1500)抄本与明代钮氏世学楼抄本未得到有效利用,故而《大观茶论》仍有进一步校订的空间。新校工作使得《大观茶论》一书臻于原貌,有利于进一步准确地理解文本。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论宋元话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间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繁荣,茶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餐饮娱乐消费场所与文化信息传播空间,这与哈贝马斯基于中世纪欧洲背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人员构成、民俗特征、批判高度方面存在差异。茶坊作为一种凸显市民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大范围进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宋元市井生活的“文学映像”,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景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盛唐隶书与南宋隶书审美趣尚之变——兼论其蕴含的史学意义

盛唐隶书以楷法作隶,以雍容、妍丽、工稳、流美为尚,祛除了自汉末魏晋以来隶书的枯槁之弊,其富贵雍容的神态犹似盛唐之音,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唐隶书风,从而被誉为隶书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这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创新是最重要的。而一向为人所忽视的南宋隶书家反对盛唐以楷法作隶,以秦汉为宗,作品风貌朴拙,气象开张,可谓汉风余韵,因力纠唐楷对隶书基因改造之弊而受到礼遇。盛唐之后本应顺承盛唐之风的南宋隶书弃唐从汉,使书法史发展的趣味向度走向回溯而非呈直线顺延的状态。如果我们对书法史审美趣尚走向展开广泛探讨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前后阶段的趣尚之变是规律而非偶然事件。由是出发,我们不难触知到书法史走向的复杂性,从而使我们的书法史研究更加贴近史实本身,并可由此避免我们对史实把握时由简单化思维影响造成的经常性偏离。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历史地位的重新估价

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长期处于尊唐抑宋的不公平评判话语系统中。本文从古代主要小说类型的题材、艺术风格、创作主旨等内部要素的演进过程和概念、理论、作品整理等外部因素的运动轨迹切入 ,综合分析讨论了宋代小说在古代小说领域的独特贡献和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而认为宋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不低于甚至高于唐代 ,应该对尊唐抑宋的结论重新检讨和估价。

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

宋代疑《书》思想研究

宋代学者疑辨《尚书》由字词、语序、篇序而至今古文《尚书》、大小《序》《孔传》,字词、语序的疑辨各家不一。对文序的疑辨主要集中在《武成》《洪范》两篇,对古文《尚书》、大小《序》《孔传》疑辨成为宋以后《尚书》研究的重要内容。疑辨由枝节而至全体,开启了只解今文《尚书》、古文《尚书》证伪以及汉代今古文《尚书》辑佚研究的新方向。辨伪对于学界正确认识《尚书》文本有重要意义,但又带有随意改经的流弊。梳理宋代疑《尚书》资料,无疑可以考见《尚书》学之演进。

论宋代小说的雅俗之变及其文化精神

宋代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大关键变局。俗小说的出现及雅俗共融的态势的发展,使宋代小说整体呈现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渐趋"言文合一"的独立语体,二是"体用一源"的小说思想,三是题材与读者意识的文化下移和由此带来的文体嬗变。这三方面的新变,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成熟之路,也奠定了明清小说美学思想基础,使宋代小说成为近代小说的源头。

话本小说中的“东京”

"东京"(开封)是宋元话本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完整呈现都市风貌的城市。在宋元话本小说中,以东京为背景或有关的作品自成系列。东京在话本小说叙事中具有特殊的时空意义:作为背景的东京与一个个特定的时空相联系,这些时空背景有助于小说情节的安排展开与人物的描写。由于不同体式的小说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即使同样以东京为背景的小说,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史料及文言小说相比,话本小说对东京的描写也有所不足。宋元话本小说共同构成的东京形象,超越了此前小说对任何城市的描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宋元时期文学变迁的进程。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东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发展也逊色于东南其他城市,其都市形象才逐渐淡出了小说的艺术世界。

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

对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探析应该首先弄清楚近代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的界定。根据小说的现代界定去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小说的概念,从而判断现代文体意义上的中国小说的起源。现代小说是反映市民意识形态的、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创作虚构的书面作品。根据这个界定,结合中国市民文学的产生时间,就可以断定中国小说起源于宋代话本。

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宋世社会存在着一个伎艺讲史—经筵讲史的关系框架,它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不只存在于从经筵讲史到伎艺讲史之间,还存在于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伎艺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即是这一脉线分处于口头领域、书面领域的两种表现形式。'讲史话本'的出现,正是在承续宋代经筵制度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的基础上,激励于通俗历史著述的繁盛,以及元代书面编写领域白话著述观念和能力的变革,从而编成了这种包含着书录或模拟讲史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俗历史读物。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能够落实于当时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的结果。

宋元话本小说之媒人要素初探——以基本面貌、异素互联与书场情境为中心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一个极具价值的文学要素。话本小说中的媒人形象为我们揭示出不为正史所载的宋元时期媒人的基本状况。她们多为70岁以上的专职化私媒,在市井中普遍受到尊重。贪利热心、性格圆滑、抗压能力强是媒人的普遍特质。在与其他文学要素的互动关系中,媒人常常作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伏笔,抑或推动情节发展与折转的关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牵连与映衬其他人物也构成了媒人存在的重要使命。及至书场情境,程式化的说媒方式不仅可以减轻说话人的记忆负担,亦能够实现其亲近观众的理想。而说书人在演绎媒人时采取的视角变换与市井俗语,则突破了常规的叙事范式,并将表演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的特征——从六朝志怪到宋元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大系统,即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记叙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粗具文言小说的规模。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是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宋元话本以其通俗化、口语化、市井化及说话人的风格等特点不同于文言小说,成为白话小说的定型文本。

南戏《拜月亭》传承考

《拜月亭》在“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思想与艺术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其时只有《琵琶记》可与它抗衡。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多注重于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对其在历代的传承,尤其是在地方剧种中的遗存与搬演情形却着力不多。南戏历千年而未绝,主要是依靠地方剧种的传播。本文试为补缺。

《庚子销夏记》及其书论思想

《庚子销夏记》是清初孙承泽重要的题跋文字。“题跋”认为在收藏和品评书法的研究中,应建立在王羲之书法的《兰亭序》为主要代表的晋法框架之内。这一思想不但显示了对碑刻书法的重视,而且对汉隶、清季隶书的振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使人们在收藏和品评书法时认识到初唐楷书皆取法于王羲之,并明显带有隶书的特点。唐代的楷体直到柳公权才意法皆备,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界,显示出居于正统地位的宋帖是以“气韵朴厚”为审美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