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路环谭公庙神功戏棚的营造与建构

数世纪以来,澳门地区逐渐形成以海神信俗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海神庙宇作为物质与精神世界和谐统一的象征,承载着多重公共属性,影响城市发展,见证城市变迁。神功戏作为海神信俗神诞庆典中流程核心及仪式高潮,其空间载体神功戏棚的周期性营造和搭建活动体现了海神信俗文化对城市格局和建筑空间的影响。以澳门路环谭公庙神功戏棚为例,从场地、空间、营造与建构等方面,梳理神功戏棚这一海神文化空间特征,以及澳门地区海神信俗与建筑、城市发展之间动态、和谐及相辅相成的关系。以期解读蕴藏于节庆民俗中的建筑营造与建构智慧,同时引发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闽南海神信仰与仪式空间研究——以妈祖宫庙为中心

闽南地区海神信仰仪式行为与仪式空间相互影响。海神宫庙建筑及其仪式空间是海神信仰的物质表现,同时也为海神信仰仪式行为提供了承载空间。而海神信仰仪式行为对社区聚落、建筑空间、生产生活空间有着显著的影响。闽南海神信仰宫庙建筑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对闽南海神宫庙建筑的保护要注重保护其整体性,即闽南海神宫庙所赋予的生产和生活的完整体系。

古代海南的海神信仰与厉祭活动

古代海南既有伏波将军、天妃、平浪侯等与中国内地地区共同的海神,也有峻灵王、西天大士、兄弟公等海南地方的海神。直到清朝末年,除了天妃这位普遍崇奉的海神之外,海南对其他海神的信仰都局限在局部地区。海南的海神,多为海上凶死者,因此,海南的海神信仰在本质上是厉祭,即对无祀鬼魂的祭祀。海南古代居民通过祭祀活动把海上遇难者从可能的厉鬼转化为实际的海神,是为求得海上活动的平安。基于同样的原理,海南古代居民也通过祭祀活动把其他场合的遇难者转化为保护神。

古代雷州半岛海神信仰略析

古代,雷州半岛信仰的海神主要有伏波将军和妈祖,尤其是元代以后,妈祖影响超过伏波,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1)妈祖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青睐,2)雷州半岛的汉人多为福建移民,3)雷州半岛少数民族的外迁。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我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神国家祭祀礼仪的演变

中国的海神国家祭祀是随着我国沿海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的。中国的国家祭祀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其影响下的民间祭祀历史同样长久。海神国家祭祀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唐之前的海神祭祀主要是以海为神;唐之后的海神祭祀则以岳镇海渎中祀为主要形式;宋朝,国家对民间信仰开放宽容,妈祖海神因其灵验不断被封赐,最终上升为国家信仰。在我国海神国家祭祀的历史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海神祭祀的主体和对象以及等级的变化都与当时的海洋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涉海能力和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

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

海神信仰实际是涉海民众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通过分侧面地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古代主要海神信仰从人面鸟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海神、海龙王、妈祖、地方海神和专业海神的的历史传承与流变,并通过分析海神传说及相关民俗事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代海洋观念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即源远流长的“四海”水体观念,“鱼盐商利”的海洋价值观念,敬畏与驾驭交织的海洋本体观念。总体上看,由海神信仰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在现实和虚幻两条轨道上前行,并且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在历史时期内越来越趋向现实,人海关系中人的力量不断增加。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古人将大海视为恐怖之地并对之深怀恐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试析春秋战国时期的海洋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具备一定的海洋航行能力,体现为博大浩瀚的包容精神,产生了一定的海神信仰,体现出特定的文化符号标志性,以及出现早期的海洋旅游现象,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文化对沿海民族的经济基础、民族气质具有一定的影响,呈现出活泼性、兼容性、通融性、科学性等特征,对后来的文化也有影响。但是它也体现出原始性、非主导性的特征。

海神信仰类型及其禳灾功能探析

海神信仰是沿海人们祈神禳灾和寻求平安幸福的一种信仰体系。从避灾护佑的功能分析,可以将海神分为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神、镇海神、引航神和全能神等。海神信仰的禳灾功能主要体现在给人们带来精神支柱,起到安定身心的作用;给社会带来安定,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海神信仰作为中华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民族文化传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论海神信仰的功能性特征

通过对历史典籍的梳理,发现中国的海神信仰具有漫长的历史及演变的内在规律性。其中明显表现在海神崇拜具有避难、求渔、求子等方面的功能性特征。

人神之间:胶东渔民祭海仪式的象征意义阐释

海神崇拜是胶东沿海渔民的民间信仰,祭海仪式在海神信仰中最具象征意义,是渔捕文化的特殊形态。它探讨了胶东渔民信仰的四类海神及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祭海仪式且运用仪式与象征理论,以田横祭海仪式为例将渔民的祭海仪式的过程性分析置于人神交叉网络中,阐释祭海仪式这一文化行为的象征意义,对了解胶东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元代天妃崇拜的三个问题新探

从中国古代海神崇拜的历程来看,虽然"天妃"名号、海神崇拜由来已久,但"天妃"与海神产生联系,是从宋元时期对林氏女的册封开始的,而且由于元代的极力崇拜,使曾经作为众多人格化海神之一的"天妃"成为海神的代名词。宋代作为无所不保的"万能神"化身的天妃,在元代的主要职能是海运的保护神,但是她也兼具祈雨、息盗、平息海潮等其他职能。天妃在元代被视为最主要的海运保护神,但并非唯一的海运保护神,还有其他的因护佑海运的海神受到元政府的册封、祭祀,如水仙神和一直以来由政府册封、祭祀的"四海神"。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日本祭海仪式变迁——以濑户内海管弦祭为例

祭海仪式是海洋社会的重要研究专题,功能主义视角有助于通过祭海仪式来审视海洋社会。日本有着悠久的祭海传统,平安时代末期由政治家平清盛在濑户内海创建的管弦祭是其中的代表。以功能主义为视角可知,管弦祭的社会功能发生着阶段性转变,在中世时期成为精英阶层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在近世时期成为海民等庶民阶层实现自身利益的祈祷对象;进入近代以来成为海洋文化事业发展的助推工具。并且,这些功能变迁正是各时期濑户内海乃至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功能变迁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对濑户内海乃至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造成影响。

试论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

我国很早就产生了海洋文化 ,它丰富了农业文明。夏商时期的海洋文化表现为出现了朦胧的海洋意识、海神崇拜以及早期的海洋旅游行为和以海岛为避难所 ,表现为开发了近海的海洋资源 ,有了一定的航海能力。它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还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海南兄弟公信仰及其在东南亚的传播

海南兄弟公信仰是海南渔民商众的海洋信仰,起源于明代,随着海南人向海外播迁,流传到东南亚地区;兄弟公（昭应公）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有一定国际色彩的海南人拥有的民间海神信仰。

传说、仪式与族群互动:“九使公”海神信仰的文化建构

作为一个以多元移民群体组成的海洋社区,历史上移居闽东沙埕港的各个族群,因为共同的水上作业特点,都选择了原先依江海为生的一部分闽越族的集体神明"九使公"作为本族群的信仰对象,并通过创造本族群与"九使公"的传说故事及共同参与节日庆典仪式展演等活动,逐渐将"九使公"塑造成为一个社区神。这一海洋社区民间信仰体系的形成过程,充分展示了海洋地带宗教发展的差异化特征,体现了宗教型社会组织在推动海洋社区建构与维系社区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日本海神信仰研究

日本传统海洋文化底蕴深厚,关注日本海洋文化是对全面推进海洋文化研究具有深远意义的拓荒工作。研究立足文化人类学、在功能主义视角下,针对日本海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海神信仰,分别就日本海神信仰的内涵及本质、功能性分化与发展、功能实现途径、功能分类及其文化价值加以提炼与解析,从而揭示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日本海神信仰的研究意义。

希腊神话与中国上古神话中海神形象之比较

希腊神话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海神,其共同点在于既有可怖的一面,又有可亲的一面;差异在于希腊的海神形象人神同形同性,而中国的海神形象人神异性异形。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上古时期文化观念较淡,其共同点和不同点都是海洋本身、生存环境、种族体质等这些物质性因素在海神形象上的显现。

男权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福建妈祖崇拜原因探析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下,妈祖作为一个女神,她的崇拜不但有没被遏制反而得到历代朝廷的褒封,一度超越其他众神成为我国至高无上的海神,是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主要从古代福建社会的特性、古代福建人的母亲崇拜心理、闽人崇拜女巫的潜意识三大点来阐述。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