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年法治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已逐渐在实体与程序双重互动、犯罪控制与司法体系及刑事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交叠视野下实现完善与优化,但仍存在系统发展与复杂交错个体问题难以融合的瓶颈。以刑事一体化视野来梳理少年法治体系的整体架构是实现各个环节彼此联动形成合力应对个体化难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少年法治体系梳理为犯罪控制与预防、少年犯司法体系、少年犯附随后果三个层次,并且按照刑事一体化思路对三个层次以顺位的形式对各自的个体化难题——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分级干预难题、不起诉程序的适用混乱、前科消灭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切实有利的由点到面的完善少年法治体系的通路,从而使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得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且合理的本土化少年法治模型。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已有十余年,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行实施该项制度,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一定成效,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升学、就业等方面权利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现实,特别是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基于现行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状况来看,封存效果并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基于实践效果加强反思,完善现行封存制度,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或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之义。

印章犯罪研究

由于具有证明个人和单位的同一性的重要功能,印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伪造、变造、买卖、盗窃、抢夺印章等行为,导致印章的真实性受到损害,从而损害了公众对于印章的真实性的信赖。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伪造、变造印章类犯罪和买卖、盗窃、抢夺、毁灭印章类犯罪。详细研究这两个类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提供指导。结合司法实践分析,我国刑法关于印章犯罪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完善我国刑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司法适用研究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仅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社会影响甚烈,危害甚大。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准确解读刑法的有关规定,划清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保证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案件的正确定性处理。而判断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是否有犯罪的未遂形态,就必须明确该罪是否属于结果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如果该罪属于上述三种形态之一,则其当然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反之,如果该罪不属于上述三种犯罪形态,则其犯罪未遂形态也就不可能存在。

论刑法中的占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相关案例的回顾与评析

财物是否是遗忘物,不能根据财物的民法属性予以判断,而是应该考察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财物本身的性质、放置的地点、时间等各种要素,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予以判断。委托物如果是封缄物,其占有归属不能仅仅根据自然事实,认为属于受托人,而应该注重封缄的目的性,认为占有属于委托人,无论受托人占有内容物还是整体物,都构成盗窃罪。盗窃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其内容为排除他人占有,并且按照财物的经济用途或者可能用途利用他人的财物。

密取封缄委托物内财物行为的定罪

有关受托者私下取走封缄物内财物的行为 ,是认定为盗窃罪还是侵占罪一直存有争议。界定刑法中占有的概念 ,明确委托者与受托者对封缄物的共同占有 ,分析受托者行为的秘密性 。

印章业的治安管理

当前印章行业存在着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利用伪造公章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异常猖獗,且呈现出上升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小的“印章”已经成为了许多犯罪的“源头”,给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不利因素。而对印章业的管理存在着一些缺陷,要从立法和落实印章业经营者、公安机关、用章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及提高印章管理科技含量的角度,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印章印文鉴定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因历史传统的沿袭,印章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被大量地运用到诸如合同、票据和证件等文书之中,以证明其真实性和有效性。然而,正是由于印章具有较高的普遍适用价值,一些不法分子遂开始通过伪造和变造等方式实施经济诈骗行为,旨在攫取高昂的金钱利益,致使正常的经济交往蕴藏着无限的安全隐患。

对秘密窃取封缄委托物内物品行为性质的认定

受托人秘密窃取封缄委托物内物品的行为究竟应认定为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有区别说、修正区别说和非区别说等。从法理上讲,对某一行为性质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人在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以及行为的手段、行为对象的特殊性等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考查,而不能局限于行为的表面现象或某一方面。从这个角度看,当行为人不法占有封缄物内物品时,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而不是侵占罪。

印章类犯罪实践中问题探析

由于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具有重叠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两罪的区分应当以事前有否存在意思联络,是否构成共犯作为区分界定的标准,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未起获伪造印章的案件,印章未起获不影响对伪造印章罪的认定,同时,当伪造的印章与真实单位印章不符时,只要足以产生混淆的效果就应该认定为伪造印章类犯罪。

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从1997年《刑法》公布以来20余年的刑事立法进程,梳理轻罪立法走向;以1999年以来的犯罪结构变化,观察轻罪化犯罪态势,分析我国轻罪治理的立法基础和社会基础。结合轻罪治理的实践难题和理论争议,提出司法改革路径,包括设置合理的入罪标准,限制轻罪立法的适用范围;完善出罪细则,降低对裁量权的依赖;提升非监禁强制措施、非监禁刑的适用;建立轻微犯罪犯罪记录封存及前科报告消除制度,防止实质的重刑化趋势和犯罪“标签”泛化;更新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增强轻罪治理意识。期待通过综合施策,提升我国司法领域的轻罪治理能力和水平。

轻罪扩张的现实困境与应然路径

积极立法、增设轻罪未必就是象征性、回应性、情绪性立法。轻罪扩张并不必然违背法益保护原则与刑法谦抑性,而具有填补法律空白、加强人权保障、培养公民守法意识的现实意义,是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表现。但是,大量增设轻罪既会导致案件数量增加、办案压力增大继而加剧案多人少之司法态势,又必然导致有罪人口增加、犯罪标签泛化。因此,有必要探索轻罪扩张背景下的应然路径,在刑事程序法上要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漏斗式”的刑事司法体制,在刑事实体法上,要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坚守实质解释立场。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我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其规定过于原则,使得该制度存在适用范围比较狭窄、适用主体模糊、适用程序不明、缺乏相应配套机制等问题。有必要适度扩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其适用主体,细化适用程序,且完善相应配套机制,逐步完善这一制度,并最终使其走向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假章假证类犯罪案件疑难问题实证研究

目前,假章假证伪造、变造、买卖等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案件在罪名选择、入罪标准、证据标准、起诉必要性等问题上存在执法严重不统一的情形,亟须对该类案件进行类型化研究,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罪名选择上,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了不同犯罪行为,应对不同行为并列适用罪名;入罪标准及起诉必要性上,以侵犯1个犯罪对象即可入罪为一般规则,同时注重行为情节判断,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不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的可相对不起诉;证据标准上应明确特殊情况下的罪与非罪判断。

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外在要件——以虚拟财产为对象

互联网络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逐步深化,虚拟财产应顺应时代的变化,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处分行为作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面对虚拟财产,在坚持"占有转移说"的同时,也要根据虚拟财产的密保措施,具体分析处分行为的有无与起止,以此判断诈骗罪的成立。同时,确定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原则,为将虚拟财产纳入刑法保护进一步铺平道路。

浅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法院,比如河北石家庄、乐陵法院等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部分经验。在2012年最终将该制度写入了刑诉法,虽然,不可否认,该制度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不能忽略围绕该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封存时间、封存范围、封存程序,该制度与其他机构如何协调,如何解决与其他制度的矛盾,等等,这些还需要不断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之实践路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弥合

为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避免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终身背负"犯罪者"的标签,为其实现再社会化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合法地位,这也为司法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实践路径丰富了该制度的内涵,有利于较好地设计该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和对相关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论财产犯罪中的占有——以冉某盗窃案为切入

刑法中占有的内涵源于民法,但由于民刑之间立法目的、调整手段迥异,其内涵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法。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刑法的基础性原则,对于刑法中占有的认定也需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封缄物、货币等特殊物品的占有状态问题仅是刑法中占有内涵在特殊情况下的理解与应用,并未超出刑法占有的基本内涵。封缄物整体及其内容物占有状态的界定,应从刑法中占有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物理占有与观念占有来界定,不可一概而论。货币在民事领域“所有与占有的一致原则”,在刑事领域并非天然得以适用,仍须从刑法占有的基本内涵出发,对货币的“所有与占有的一致原则”适用情形进行限定。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被遗忘权的制度性嵌入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信息控制与遗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难题,已有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公权与私权边界的逐步模糊,公域与私域界限的逐渐消解,未成年人刑事信息相对于传统的隐私信息呈现出新特征以及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由权勃兴,进一步凸显现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主体狭窄、封存定位有限等时代局限。因此,亟需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变革,适时将被遗忘权嵌入其中,以抑制数据挖掘、数据画像可能带来的信息失控和数字人格侵蚀问题,在更好地发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立法预期作用的同时,有效回应数字革命对程序正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就要求克服被遗忘权本身的理论支撑乏力、制度供给不足、技术内嵌风险等问题,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明确司法机关、新媒体和商业平台的保护义务和责任,并赋予罪错未成年人及监护人对在线信息内容一定范围的监督权和参与权,从而强化未成年人权益的法治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