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设置

“《刑法典》是环境刑法更好的归属”的观点,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一定符合事实;我国清末以来的刑法典都预设了多元刑事立法模式,单一刑法典模式不是由刑法典自身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他法律不设置罪刑条款形成的,生态环境法典应当直接设置环境犯罪的罪刑条款;罪刑条款应当与行为规则、行政处罚条款密切接近,故应采取分散型设置方式;行政刑法的特点是通过补强行为规则,确保行为规则的有效性,故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通常采取行政犯的表述方式,但部分条款也可以采取刑法犯的表述方式;罪刑条款应以行政处罚条款为基础,通过增加不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方式,使环境犯罪具备应受刑罚处罚性;处理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时,重在防止以刑罚处罚替代行政处罚;应当将行为人积极履行《民法典》规定的“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罪刑条款设置应注重必要性、明确性、合理性、协调性,不必顾虑与现行刑法典中环境犯罪条款的重复与交叉。

生态文明下环境法典刑事责任体系研究

生态环境法典要对环境法律责任做出合理安排。比较环境刑事责任不同的立法模式,通过案例分析当前环境刑事责任立法存在的不足,在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环境法典刑事责任编纂形式的基础上,提出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设置环境刑事责任是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途径。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随着刑事立法的日趋活跃,采“分则立法模式”的竞合条款日益呈现“立法肥大症”,可考虑将竞合条款(尤其是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条款)进行总则化改造。就新增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而言,作为想象竞合表征的从一重处断条款,其适用关键是“一行为”与“数法益”的判断;新修正的我国《刑法》第229条第2款,标志着立法者对牵连犯现象的进一步肯认,其适用以客观上存在牵连关系、主观上具备牵连意图为限;新增的数罪并罚条款(第280条之二第3款),则存在修正程序与实体内容两方面的瑕疵,应将其视为想象竞合数罪并罚的“拟制规定”加以适用。

刑法休眠条款与有限授权的刑事司法能动——以重构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为视点

以重新建构法条关系的方式,激活刑法休眠条款,是刑事司法解释习惯使用的技术,也是刑事司法能动的重要实践形态。通过一般法条的适用实现特别法条的规制功能,间接地激活休眠条款,是这种技术的关键。在特定领域,早期采用司法准入指令方式激活休眠条款,不符合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相对成熟的刑事司法能动,采用刑事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弃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以新的制度资源构建法条关系。合理的刑事司法能动,以宪法性法律和实定法属性的刑事政策为依据,是中国特色有限授权的刑事司法能动。以宪法性法律为依据的《刑法》第13条规定,实际已将刑事政策作为司法参与犯罪规模控制必须考量的实定法因素,其最重要的司法功能,就是授权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参与犯罪规模的控制。立法与司法协同控制犯罪规模的体系,具有宪法和刑法的合法根据。在普遍规定罪量要素的刑法体系中,应当区别(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法条竞合犯与亚型法条竞合犯的概念和法条适用规则。法条竞合犯,是一个注入中国元素的概念,它对重构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及相应的司法适用,具有不可或缺的释义学功能。

我国体育法中犯罪条款的问题反思与修改完善

随着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体育法治建设已成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在依法治体的过程中,体育法的修改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然而,体育法中的犯罪条款如何修改,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充分讨论。在我国体育法中,犯罪条款分为体育附属刑法与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2种类型,在规制、预防体育领域的犯罪方面有积极作用,是全面依法治体的重要一环。但是,现阶段我国体育附属刑法与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体育附属刑法的内容未臻完善、范围仍有盲区,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存在越权立法、部分内容存在缺陷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体育附属刑法及其刑事指引规定的立法效果。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我国立法进步的整体推动,还要在具体研究探讨的基础上逐步修改完善体育附属刑法和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的缺陷。对体育附属刑法存在的问题,需要完善缺陷、清扫立法盲区、使用司法解释增加明确性;对于体育刑事指引性规定而言,需要纠正超越立法权限、修正超出刑法规制范围等问题,同时增强内容的明确性、精确性及其犯罪的定量因素。最终,实现二者与刑法的顺畅衔接,共同辅助刑法肃清阻挡体育事业发展的犯罪荆棘。

非法经营罪的异化扩张与理性限缩

非法经营罪在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新经济模式的不断涌现、兜底条款的不规范适用和对罪状要素的理解偏差,非法经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日益呈现出异化扩张的现象,这种异化扩张的现象源自于刑事法律的稳定性与现实社会的多变性、刑法适用的谦抑性与刑法解释的多样性、罪刑法定的确定性与罪状要素规定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避免非法经营罪的滥用并使其回归理性,就必须坚持刑法在经济领域的谦抑,在适用兜底条款没有司法解释时,应当坚持按照相关法律文件实行“一案一报”制度,并准确把握罪状要素,进而保证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规范适用。

刑法第306条设置批判质疑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后,其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该条规定从立法观念、特殊主体设置、条文拟制、司法平衡、审判实践及实施后果上都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宪政背景下,公权机关仍然是公众权利的受托人或者代言人,对公权机关的无原则歧视或者攻击,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不尊重或者践踏。因为公权机关同样需要善待,一如公民权利需要善待一样。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体现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新刑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不仅刑法总则规定的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防卫过当、紧急避险的处罚原则、追诉时效的期限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内在要求,而且刑法分则规定的刑法体系、具体罪名的排列以及法定刑的配置等问题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实质,因此,正确地把握好这一原则对于做到量刑均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刑法法典化背景下的附属刑法论争

附属刑法是指具有刑法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关在经济法、行政法、民法等非刑事法律规范中规定罪状及法定刑的刑事责任条款的总称,具有附属性、补充性和分散性等特征。在非刑事法律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间接规定了罪状及法定刑,故我国具有真正的附属刑法,但在附属刑法条文立法模式上却存在争论。根据罪刑法定等理论与实践要求,建议采取独立型附属刑法条文设置方式,在条文中直接规定具体罪状与法定刑,从整体上优化我国的刑事立法。

论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

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具有规定性和权威性两大特点。根据定义方法的不同 ,我国刑法条文中的定义可分为实质定义、外延定义和语词定义三种类型。从逻辑上分析 。

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关系——对《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解读

《刑法》第198条第4款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对于该法条中所规定之主体的行为,不宜认定为构成《刑法》第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认定其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就保险诈骗罪的这种共犯关系而言,其不仅具有事前通谋的典型共犯形态,而且存在着基于行为人单方面故意而形成的片面共犯形态。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中"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表述亦可表明,行为人的行为包含着片面共犯中片面帮助犯的情形。

经济刑法中“休眠条款”的实证研究

我国经济刑法中广泛存在的"休眠条款",反映了我国经济刑法立法过程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因刑法规范不足而不断犯罪化,另一方面刑法规范又严重过剩。经济刑法罪名被虚置化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剧烈变动,部分传统经济犯罪的消亡和新型犯罪的滋生,使一些传统罪名沦为"休眠条款",新罪名也因立法的不科学而难以适用。消除经济刑法中的"休眠条款",需要立法者着力于立法理念层面的革新与立法技术层面的改善。

走向融合的刑事法与民事法——基于菲律宾刑法中“民事责任”条款的启示

菲律宾刑法专编专章规定犯罪人的民事责任,这一立法体例对于犯罪人切实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保障和救济被害人的权利以及促进刑事法与民事法的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犯罪人的民事责任上,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的规定不协调并且存在较多的冲突和矛盾,进而致使被害人的赔偿权利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的深度融合是应然的趋势。至于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实现融合的路径选择,在理念层面,应该及时转变观念,注重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规范层面,需要完善刑事立法,保持刑民规范的一致;在实践层面,必须协调刑民司法,确保刑事纠纷的解决。

方法论视角下环境刑法空白条款适用研究

在生态环境犯罪立法中,存在大量的空白条款。空白罪状是一种模糊的描述,其自身所具有的不明确性使其缺乏具体的参照规范,给司法适用带来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运用方法论的解释方法对环境刑法空白条款进行解释。法律解释需要遵循特殊谦抑原则、双向预防原则、多维协调原则,并要根据司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综合采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从而使环境刑法很好地与司法实践衔接,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标准化法》刑事责任条款或涉犯罪解析

《标准化法》中的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三条涉及到刑事责任问题。本文针对此两个条款或涉及的相关犯罪分别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析,以期正确适用两个刑事责任条款,及时打击妨害产品质量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及标准化工作的监督、管理人员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

逃避缴纳税款罪新诠——立法特色与条款适用解析

《刑法》第201条经《刑法修正案(七)》的修订将原来的偷税罪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学界认为,该条款系我国刑法私法化的典型代表,尤其该条第4款的“初犯免责条款”在解释适用上存在较大疑义。文章结合刑法的谦抑性及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性深入解析该条款,一方面从立法论上讨论该条的私法化特色,另一方面,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对“初犯免责规定”展开释义,以期回应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

试论《刑法修正案(九)》“职业禁止”条款

为进一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37条中新增了一条“职业禁止”的条款。该条款作为非刑罚方法,较之现有的主刑、附加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职业禁止”条款是对其他法律中“职业禁止”条款的整合提升,既推动刑罚个别化理念的发展,又有效延伸刑法的强制作用。为更好发挥“职业禁止”条款的作用,应从加强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中应加强对“职业禁止”条款的适用、建立与行政管理部门的长效合作机制等三方面进行路径优化。

扒窃入罪:反思与限定

扒窃入罪,不受数额与次数的限制,会模糊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限,导致选择性执法,有损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因而有必要予以限制。但书规定是限制扒窃入罪的法律根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界分行政罚与刑事罚的基本理念。只有达到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的违法性的最低标准,满足盗窃罪的违法性的"质"与"量",才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方可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