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窃取”行为之法律定性——兼论“平和窃取说”与“秘密窃取说”

近年,“平和窃取”行为频发,传统的“秘密窃取说”对此类新型犯罪行为评价能力有限,导致实践中对平和窃取行为的认定不一,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而“平和窃取说”的提出与发展有望实现对传统盗窃罪的补充。出于不损害国民的习惯认知及法的稳定性的目的,应将“平和窃取”行为的要素进行拆分,针对主客观一致的平和窃取行为可依“秘密性”与“公然性”分别认定为盗窃和抢夺,而对于基于认识错误导致主客观不一致的平和窃取行为,应纳入盗窃罪的评价范畴。

美国对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及其启示——由《反经济间谍法》的修正引入

《反经济间谍法》是美国专门为商业秘密提供刑事保护的法律。该法的最新修正扩大了盗窃商业秘密罪的适用范围,提升了经济间谍罪的法定刑。在构成要件的设计上,盗窃商业秘密罪与经济间谍罪都适用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两者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后者具有使外国政府或者组织获益的犯罪目的。美国严厉惩治商业秘密犯罪行为。其在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上给我们如下启示:刑事立法应具有保护商业秘密的国际视野和坚持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政策方向。

公开盗窃理论构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质评

公开盗窃学说在理论前提的认识上,置盗窃的秘密性于无关紧要的地位,这种学说以现实存在公开盗窃作为立论依据采取循环思维想当然地借鉴国外刑法学说,主观地解读处罚上的空隙,因而该学说在理论构建的必要性上存在认识论上的偏差。同时,公开盗窃说在理论证成上不恰当地使用了文理解释、历史解释和比较解释的方法,在确立盗窃罪的边界以及建立盗窃罪和抢夺罪等其他侵犯财产罪的区分标准上均不完满,由此,公开盗窃理论在构建方法上也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在盗窃罪学说上应当进行理论辨正,维护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罪质内涵。

盗窃与抢夺的界分--以被害人为视角

“公开盗窃说”的观点虽然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是该观点主张的区分标准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原有的通说观点面对公开盗窃说的批判也略显无力,两种观点均缺乏对被害人视角的观察。刑法长期以来根据“犯罪人—国家”的框架对犯罪进行分析,忽略了被害人应有的地位。对于有被害人的犯罪,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厘清犯罪的界限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抢夺罪在立法上和观念上都重于盗窃罪,面对被害人公开夺取财物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影响和威胁也重于未面对被害人而秘密侵害财产的行为,因此应当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将公开面对被害人夺取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未面对被害人的窃取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论“公开盗窃说”

盗窃的成立出现了"公开盗窃说"和"秘密窃取说"两种观点,二者之间也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公开盗窃说"认为成立盗窃不需要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秘密性"为要件,公开而以平和手段也成立盗窃。"秘密窃取"的观点认为"公开盗窃"说不能区分盗窃和抢夺,反而会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混乱。从"盗窃"的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分析公开而以平和手段成立盗窃并没有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围,新说对于界分盗窃和抢夺有其标准和实益。或者说公开而以和平方式取财的行为成立"平和抢夺"更无法让人接受。

论盗窃罪构成中的秘密要件

盗窃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类型,但是由于立法与司法上的缺陷和不足,使得这一犯罪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主要争议点之一便是是否应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文章由此入手,分析了当前的肯定和否定观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以盗窃罪行为为切入点看待盗窃罪的范围——兼议与抢夺罪的区别

盗窃罪的行为性质到底为何种性质,对此有不同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秘密窃取,新型观点认为平和窃取。通过分析比较两种性质的观点,结合与抢夺罪的互相比较,得出平和窃取不适合作为盗窃罪的性质,应该继续坚持传统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性质,以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平和窃取说”理论和实践意义之重申

我国刑法学界对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限问题存在传统观点与"平和窃取说"的争论。通说主张的行为"秘密性"具备规范意义的观点可能存在主观归罪的风险;"平和窃取说"与"秘密窃取说"的对立是文义解释力所不及所产生的漏洞所致,"平和窃取说"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自认为秘密进行"的要件不能作为盗窃罪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此"秘密窃取说"对"平和窃取说"的批评难以成立。"平和窃取说"有利于减轻盗窃与抢夺两罪在量刑上产生的罪刑倒挂问题,有利于避免通说下将携带凶器盗窃认定为拟制抢劫,从而造成量刑畸重的问题,因而具有相当的实践意义。

论“公开盗窃”理论的合理性

在我国的传统理论中,"隐蔽获得"是盗窃罪客观行为模式的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新型盗窃举动层出不穷,透露出了以"隐蔽和公开"为标准区分盗窃和抢夺这一观点的很多缺点;盗窃是以非法管领别人财物为目的,平和的在背离他人意志的情况下,转移别人财物占有的举动;盗窃可以隐蔽进行,也可以公开实施;对别人贴身管领的物实施有形力,并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的举动才是抢夺;盗窃和抢夺的区别在于:举动是否为对物有形力,而且该有形力是否能够致使别人伤亡。

偷换支付二维码行为的法学分析

偷换支付二维码行为属于侵犯财产案件,其行为定性应当按照被害人确定、损失的性质、行为方式等三个步骤来具体分析。根据合同法原理,被害人应当是商家而非顾客。根据社会发展以及刑法的体系解释,此损失属于财产性利益,且财产性利益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案件中偷换支付二维码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行为方式,且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构成盗窃罪。

名义存款人挂失冒领他人存款的刑法分析——以“占有”要素为切入

刑法上认定“占有”应同时考虑占有意思与占有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实际存款人以他人名义办理银行卡存入现金时,卡内存款归银行占有,实际存款人占有该存款所对应的债权。当名义存款人以实际存款人身份到银行通过挂失方式冒领卡内存款时,其行为符合“秘密窃取”财物特征,应以盗窃罪论处。

遵循传统理论:盗窃行为“公开性”之辩驳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秘密窃取财物是盗窃罪的主要特性。近年来,传统学说遭受到新理论的质疑与挑战。新理论学者对于传统盗窃罪的行为方式所阐述的观点值得商榷。纵观目前各国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我国现有盗窃罪的立法模式,更好地体现出我国罪名设置的逻辑性以及展现刑法结构的严谨。从传统历史文化看,秉承盗窃罪具有秘密性,能更好地发挥中华文化地自觉与自信,很好地迎合司法实践,使司法实践和理论相契合。

再论盗窃与抢夺——引入抢劫概念的探讨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盗窃与抢夺行为的界限在于行为的秘密性与否,但是由于这一界限在理论中与实践上遇到了各种挑战,因而备受争议。法学界有新观点借鉴德日刑法理论,认为两行为的区别在于行为的平和与否,引起学界争鸣。抢夺作为介于盗窃罪与抢劫罪之间的罪名,单与盗窃罪进行比较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划清界限。不妨引入抢劫罪,借阐述三罪之间的区别,厘清盗窃与抢夺之界限。

论盗骗抢交织行为的认定——兼对传统通说的辩护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犯罪行为,对传统犯罪的认定产生挑战,尤其是财产类犯罪。盗骗抢交织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的难点,存在法律适用的混乱。通过"借打手机案"进一步明确对此类行为的认定标准,坚持以财产犯罪传统通说区分各财产犯罪。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在于财产处分行为,认定诈骗罪不仅须要有转移占有的交付行为,主观上须有处分意识;而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在于转移财产行为的"秘密性"与"公开性",对"和平窃取说"持保留意见。

从“要素分析”回归“类型考察”:为“秘密窃取说”辩护

关于“盗窃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这一问题,“公开盗窃说”与“秘密窃取说”的理论争鸣持续多年而未平息。寻根溯源,上述理论未达成共识的原因在于:对盗窃行为进行界定时,“公开盗窃说”遵循了“从部分到整体”的要素分析思维方式,“秘密窃取说”则遵循了“从整体到部分”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以盗窃罪的立法机理为评价标准,“秘密窃取说”遵循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可谓盗窃罪的类型化立法机理在刑法理论上的延续。同时,取财行为秘密与否,是对盗窃罪与抢夺罪“同质分立”的类型分类标准做出的正确把握。这表明“秘密窃取说”是应予坚持的刑法教义学理论。引申考察,“秘密窃取说”遵循的类型考察思维方式、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理,对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理有助于正确理解犯罪主客观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以类型为指导观念则为行为无价值二元论提供支持。

也谈盗窃与抢夺的区分

按我国传统的通说,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是秘密窃取还是公然(或公开)夺取他人财物,这是由'盗窃'和'抢夺'的字面含义得出的当然结论,具有科学合理性。不从字面含义理解'盗窃'与'抢夺'的'新说',认为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这种主张不仅无法合理说明,为何不能采取通说却要采用这样的标准来区分盗窃与抢夺,而且增添了区分的难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执行。

“盗窃罪”通说之辩护——兼议“平和窃取说”提倡之不必要

在我国刑法通说中,秘密窃取行为和抢夺行为具有特定的规范内涵;根据我国刑法通说,在认定盗窃罪、抢夺罪司法活动中,主观和客观是统一的、不存在主观主义刑法立场和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区分盗窃罪和抢夺罪情形;当面盗窃转化为抢夺罪是符合抢夺罪的主观和客观特征的;我国刑法通说关于盗窃罪、抢夺罪特征符合文理解释和体系解释结论;将公开取财行为认定为抢夺罪并不会导致司法困扰;台湾地区'刑法'采'平和窃取说'是罪刑均衡原则要求的结果;日本刑法采'平和窃取说'则是填补刑罚处罚空隙的需要;我国刑法具体规定决定在我国没有必要提倡'平和窃取说'。

盗窃罪窃取方式新解读

传统通说认为盗窃罪窃取方式是秘密窃取,但是随着公开窃取方式的出现,主张将盗窃罪窃取方式扩大至公然窃取的观点不断占据重要地位,公然窃取方式的引入更有利于盗窃罪定罪标准的明确化,也更利于通说理论的继续发展。当然,为了更好地适用窃取方式,我们在将窃取方式扩充为公然的同时,也要对盗窃罪窃取方式的"平和性"和"公然性"进行合理的定性,并且针对不同的盗窃类型对"公然"进行形式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