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考

对明代吴氏墓出土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形制进行研究推考,探讨明代命妇褶裙形制特征。运用实验考古学、文献图像查阅、个案分析与多元类比相结合的方法,对该裙的出土背景、面料、形制、裙片拼缝方式、褶裥制式及数量、裙与上衣组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团窠双龙戏珠纹暗花缎褶裙为两片一腰样式的侧褶裙,裙片共用七幅料拼缝,裙两侧捏“四对四”抱合对褶,为明代较为典型的褶裙制式,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该裙与墓中出土短上衣组配,体现了弘治年间江南地区命妇着装的礼仪性与时尚性,代表了明中期命妇典型的生活着装配伍。

唐代婚姻类型浅析

唐代的婚姻方式主要承袭前代的包办婚姻,其主要类型有承袭前代的门第婚、财婚、和亲,也有反映本时代特点的才婚、皇室与藩镇、藩镇之间的政治婚姻。五代以后,门第婚、和亲、公主出嫁藩镇及藩镇联姻逐渐消亡,只有婚姻论财这一陋习一直延续不衰,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论西欧中世纪城市与封建主的经济关系

西欧中世纪城市兴建于教俗封建主的领地上,封建主为了满足自身的经济需要支持城市兴建,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又需求封建主的保护,双方存在着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关系逐步转变为矛盾对立的经济关系。

开封出土明代藩王府龙纹瓦当、滴水考

明代开封曾为陪都,称号"北京",朱元璋第五子朱橚在开封建藩。当时的开封,藩王府林立,极度繁华。明末的水灾使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近年来,在开封城市建设施工中不断挖出明代建筑遗址,部分遗址地层中曾出土较多绿色琉璃釉五爪龙纹瓦当和滴水。这些建筑构件的发现,对考证研究明代开封城和藩王府的格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晋藩王政治研究

魏晋更替后,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们又入主中央权力中枢,担任太尉,尚书令等,参与最高决策;又通过持节、都督诸军事等方式,掌控着中央﹑重要边关军镇和统兵征伐四方等军政大权,形成了西晋的藩王政治。藩王势力作为封建王朝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在西晋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论封建主对西欧中世纪城市产生的影响

11世纪随着西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复苏 ,城市开始复兴建立。但西欧中世纪城市兴建于教俗封建主的领地上 ,封建主为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支持参与了城市的兴建活动。对城市的产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非王禄则军饷”——明代山西赋税征收特征与弃农从商趋势的形成

明代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和潞安府分别是晋王、代王、沈王的封地。这些藩王权倾一方,世袭罔替,食禄而不治事,成为地方财政一大负担。王朝中后期,宗藩扩大了对民田的强占兼并,农民不断失去可依附的土地。此外,山西毗邻北方边境,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繁重的赋税粮饷以维持边防开销,每逢战时状态,还要加派征收。以上因素导致田地不足耕,粮税不足缴,当地百姓逐渐成为自由劳动力。为了获得足够的岁禄和军饷,在财政白银化的趋势下,山西加速实行赋税折银制。白银流通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促使解放双手的百姓弃农从商,加速了晋商群体的形成。通过对明代山西历史文献资料和经济数据的寻究探赜,以期还原晋商起源的历史轨迹、社会背景、发展要素以及农—商身份的转换过程。

明代河南藩王护卫的设置和裁撤

明代先后有数位藩王分封于河南。最初藩王均拥有一定数量的护卫,负责保护藩王的安全并协助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但这些护卫常常依仗藩王的特殊身份寻衅滋事,为患地方。削藩以后,多数藩王的护卫被裁撤,少数未被完全裁撤护卫的藩王,护卫数量也大为减少。藩王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复存在。

明太祖对藩王的钳制措施及其成效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稽仿古制,推行分封,具有由朱家子孙共享富贵与藩屏皇室的双重目的。然而诸王大多顽劣不堪、为非作歹,为此,他采取了亲身说教、委任王府官教导、编纂训诫书籍等手段加以劝谕,但因缺乏强制性,这些手段效果有限。同时,由于诸王屡教不改及其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朱元璋同样在实际限制藩王权力上用力颇勤。其一系列举措使得藩王部分人身自由遭到限制、部分法律权与人事权被收回、礼仪尊卑秩序被重新厘定、军事权发生一定程度萎缩。尽管如此,由于分封制与大一统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特性及其实际限制藩王权力措施的缺陷,还是为尔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隐患。从长远来看,日益浩繁的宗室供给更是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进而成为明亡原因之一。

明代藩王继承中的特恩现象

随着藩王绝嗣等问题的出现,明代统治者以特恩的方式予以解决。但特恩藩王数量的激增导致明代宗室危机日益严重。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王室试图通过完善藩王继承制度来杜绝特恩。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特恩的发展,但制度的根本缺陷使特恩现象始终成为明代宗室的一大弊端。

从《皇明祖训》到《明会典》——简论明代藩王的继承制度

明太祖以《皇明祖训》的形式确立了明代藩王继承制度。随着藩王绝嗣问题的出现,后世统治者通过扩展藩王继承权来解决。不过,继承权的扩展也导致冒封、滥封现象的膨胀。为了应对藩王继承在制度上的缺失,至嘉隆万时期,以《明会典》的颁布,标志着明代全面完善了藩王继承制度。

明代周藩印刷的特点和价值——以《救荒本草》为例

藩王印刷作为明代印刷业所独有的一支印刷系统,为明代印刷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藩属地开封,制地中原,其印刷品校勘精审、纸墨精良、印版精湛,为后人所珍重。以《救荒本草》为例,简要论述明代周藩印刷的特点和价值。

两汉宗藩入嗣与“为人后之谊”

“为人后之谊”是两汉经学礼法对宗藩入嗣的重要礼制规范,涉及尊奉大宗和顾念私亲两方面。两汉在尊奉大宗方面的一致性与入嗣者的权力合法性建构密切相关。而在顾念私亲方面,西汉面临经典歧义、经学礼法与汉家旧制冲突、外戚权力裹挟等困境,表现为循环式冲突和动乱;东汉则通过构建尊号本亲之汉家故事等方式,对顾念私亲行为予以适度认可,准确把握了礼法的核心要义,在突破西汉礼法困境的同时,构筑起经学礼法与皇帝私情的合理分流机制。尊奉大宗的一致性与顾念私亲的差异性,展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学礼法与汉家制度的激烈磨合,以及两汉以经治国策略的不断纯熟,折射出基于经典制度化之“儒教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

博物馆馆藏文物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应用——以明代藩王首饰为例

文化创意产品作为传播博物馆文化内涵的载体,必须以博物馆特色文化为一切衍生产品创意的来源。明代藩王首饰数量可观、品种丰富、保存完好、工艺精湛,整体呈现出富丽堂皇的风格,尽现明代首饰工艺之精髓。江西省博物馆的《绝戴佳华》创意古典书签,从馆藏明代藩王首饰中汲取精华,积极探索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文化创意产品的艺术风格,体现出博物馆特色,展现出地域文化面貌,传承了地域优秀文化历史。

张居正“攘夺辽王府案”初始成因

以乾隆版《荆州府志》收录的"王元敬"词条内容为对象,以《神宗万历实录》为依托,结合当事人的著述,尤其是书牍,采用剥茧抽丝的方法追根觅源,最终从明季文人陶望龄的《王公行状》内找到了原荆州知府王元敬配合左副都御史丘橓,秉承明神宗旨意,将原本与被废辽藩王府宫室毫无关系的张居正扯入"谋陷亲王"案之中,成为张居正"攘夺辽王府"案的初始成因。

明代靖江藩王对桂林宗教的影响探究

靖江藩王在桂林共经历了十一世十四代,他们及王族成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地位和作用,于是就把时间放在了吟诗颂词、饮酒作乐上,过着骄淫奢侈、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到处求神拜佛,仰佛信道,在宗教里找到精神的寄托,使得桂林的宗教在明代发展特别快,为桂林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傣族封建领主制刑罚种类浅析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度极具典型意义,傣族封建领主为了维护社会统治地位,根据本民族的社会特点、道德观念、经济结构等方面制定了一套适合封建领主统治的刑法制度,并对各种犯罪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形成了特有的刑罚体系。

盛瑜案与永乐政局

盛瑜是明代开国功臣盛庸之孙。朱元璋曾促进开国功臣家族与藩王集团的结合,朱棣继承该政策,盛庸家族得以两次与周王府联姻。在朱棣削藩政策及其对建文旧臣的猜忌下,谷王橞出于自保而谋反,李景隆家族被牵连。在朱棣庇护下,周王府在藩王集团中拥有特殊地位,这构成盛瑜案重要背景。周王橚次子朱有爋对建文政权存在认同感,极有可能在此案中帮助盛瑜。盛瑜案反映了朱棣与开国功臣家族、藩王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嘉靖时期藩王用瓷来源考

以考古发现的嘉靖时期藩王居址及墓葬所出土的青花瓷器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判断其生产年代,在此基础上,结合器物纹饰、青花用料等特征进行来源分析。在以往青花瓷器生产的年代判断上仅是以纪年款识为依据,而本文结合《江西大志》等历史文献对青花用料的记载,再辅助以藩王生活的具体时代,综合这几项因素对出土瓷器进行断代。并在此基础上,与弘治、正德时期藩王用瓷的装饰图案相比,发现其图案的个性特征。结合器物的款识,再推断是否为藩王定制的产品,并分析嘉靖时期藩王的用瓷主要为民窑定烧,这既不同于官搭民烧的产品,也与民窑生产的普通商品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