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文权“复归台阁”:晚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现存文献看,晚明较早提及文权“复归台阁”说者,当为后七子盟主王世贞,时间在明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1586—1590)间。此说提出后,得到馆阁文人的热烈呼应。所谓文权“复归台阁”,并非再现“三杨”时期的台阁文学气象,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复兴,是晚明特定时代背景下馆阁文人鸣盛心态在文学上的集中折射。这颇得益于馆阁文学的郎署化倾向,以及嘉靖末年以降馆选的正常化、制度化。文权“复归台阁”,在削弱后七子郎署文学权力的同时,也加速了晚明文学权力的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权“复归台阁”为观察晚明文学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别致的窗口,是晚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走向下层:明代科举视域下韩愈古文的流播

在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明代地方学官,特别是提学官,会刊刻或购买韩愈文集或相关古文选本,存藏至地方学校藏书楼中,作为生员模写习作的文章范本。随着提学官的迁转,他们的督学理念、文学主张以及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大家的古文也会随之流播。在科举等制度的保障下,以韩愈为中心的唐宋文脉得以在以地方各级学校生员为主的下层群体之中延续下来。由此可知,常民的文学世界往往与主流文学场域有别,在近古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化走向下层的脉络清晰可观。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论科举制度的社会化效应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缘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制度实质上是以“考选”代替“选举”的选官制度变革。这种变革不仅突显出人才选拔在传统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考试社会”,并在民间塑造了“读书做官”的观念基础,教育的价值与功能由此从“学做圣贤”转变为“学而做官”。科举制度成了影响传统中国人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化变量,因科举制而累积的心理现象、文化现象、教育现象与社会化效应,也是导致近代以来东西方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等方面产生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

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王朝,在其统治中国北方的过程中,注重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又完备的官吏管理法律制度。就管吏的选任方式而言,主要以世选制、科举制为基本方式。此外,还有察举制、征召制、入粟补官法、恩荫、任子制、赏赐与赠与。既有成效,也有教训。

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度因其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奴化和禁锢知识分子、抑制学术文化的创新、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进步等弊端而早已寿终正寝。但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在国家治理、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及后来的严重落伍,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影响。

唐代制举的形成及其特点

唐代制举是皇帝亲诏临时设置的唯策取士的制度,经历了沿袭传统的问对口试到定型为分科笔试的演变过程,于高宗显庆时完全纳入科举取士体制。《唐会要》有关制举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制举年代、科目和登科者三个要素,对于了解唐代制举主要科目的设置情况和考试结果,最为直观可据。唐代制举考试的方式,有别于科举取士的其他考试,突现了选拔非常人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唐代制举既是整个科举取士体制的一部分,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皇帝亲临主考、唯令试策和举选合一,乃是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唐代进士入仕的主要途径及特点

唐代举子进士及第后,只是获取了入仕前的一种身份。若要得到官资,必须先通过关试,再由吏部铨选、制举、吏部科目选以及使府辟署等途径入仕。吏部铨选为通常仕进之路,制举和吏部科目选为快速仕进之道,使府辟署为回旋仕进之途。多种渠道选拔人才是唐代选官体制的基本特点,修业奋进跻身官场是唐代进士及第者的普遍心态,由此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生活。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级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中国古代学校与选士关系的发展

古代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统治阶级治国人才,必然与选拔官员的选士制度紧密联系。经历了汉代太学为选士的一个途径,唐代官学为科举的一个来源,宋代学校取士替代科举取士的尝试,到明清学校与科举的一体化,学校与选士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选士的支配也越来越强化,乃至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归根结蒂是服从于封建政治发展的需要,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要求仅在其次。近代政治形势和教育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后,科举的废除就是必然的。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了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试论两宋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

在两宋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过程中 ,其他诸多因素也掺杂渗透进来 ,造成了 12种异常现象 ,彼此间还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糅合状态与互动关系。这些既从最高层面上体现出个别做法的可取性 ,更在终极范围内暴露出科举取士的严重弊端 。

畲民科举中的“盘瓠”影响——以清乾道时期(1775-1847)浙闽官私文献为考察核心

清乾道时期(1775-1847),因科举制度不完善和族群(个体)利益争夺,汉民士子假借盘瓠神话以阻止畲民参加各级科举考试,而以钟正芳、钟良弼、蓝芳、雷云等为代表的畲民士子,在历经"抗阻考"诉讼后,分获"一体科考权"。虽然政府部门以"禁阻考"文告来保障畲民的平等权利,但这并未在深受神话历史化影响的汉民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总之,神话历史化有其合理分析相应口头传统的功能,但同一神话在不同族群中的不同理解也会呈现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而这恰恰是需要神话学从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论析

在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的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 ,从隋唐之际到清朝光绪年间 ,历时 13 0 0余年 ,经历了自身的演化发展过程。在中国教育制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对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注重客观标准、考察真才实学的合理性、开放性 ,于今天的教育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应有启迪意义。

“元以曲取士”流言成因考

"元以曲取士"的观点最早见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臧懋循的《元曲选·序》中对它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并获得了明代部分曲学家的赞同。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官方著作否定了这个观点,后人也多认为"元以曲取士"是晚明文人要提高杂剧地位而做出的攀附言论,是一则历史流言。这种流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学革新与复古的进程、元杂剧文体上的特殊性和晚明曲学家们无奈心态的角度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该命题的流传,探讨相关原因也可以了解杂剧在明代的地位及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