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图书馆空间自组织演化研究

通过图书馆空间特征及演化的认识,以耗散结构理论为框架,从城市总分馆角度观察社区图书馆空间的自组织发展,梳理社区图书馆的自组织特征、空间形成及演变过程,分析其空间演化机制以及发展趋势:开放度更大、涨落更活跃、突变频率更高。只有充分发挥自组织作用,实现社区图书馆空间演化跃升,城市总分馆服务效能才能提升,空间治理到社会治理才能实现。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分析与启示——基于苏州沈巷村的思考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是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嵌合体。揭示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规律,可以为其治理和改造提供方向及策略。在分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以苏州沈巷村为例,根据空间组织主体,将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划分为“个体导向的自创生”“关系导向的自扩张”“社会资本导向的自进化”3个阶段,剖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的时空特征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中,空间组织主体由“村内人”向“乡内人”和“圈内人”扩展。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与重构,既是城中村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外在表征,又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结果。2)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过程中,从“自创生”阶段的血缘到“自进化”阶段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自始至终发挥着强化信任和凝聚共识等重要作用。3)需要尊重城中村自组织逻辑,采用自下而上的协商行动,有效推进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治理。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研究

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化等特点,但网络技术造就的“公共性”却停留在工具层面,是自在的、没有实现社会自觉的公共性,尤其是其公共性的本质并没有真正展开,这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治理,推进网络公共空间从“自在的公共性”走向“自为的公共性”。

我国社区自治改革的内卷化分析——一种空间模型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社区自治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建设的进度和成效。从社区自治改革的空间变迁路径出发,从空间转移、权力转移和利益转移等三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指出了西方国家实践经验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内卷化规避"的空间模型,即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运行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内容:宏观上,空间转移的发展取向;中观上,权力转移的路径协调;微观上,利益转移的民主保障;总体上,实质性参与贯穿其中。最后,运用上述模型对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原因进行解读,以图提供一个分析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可行性框架。

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从空间关联视角再审视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并基于2001—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本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同时,也正向影响相邻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在不同所有制和创新水平下,政府创新补贴对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空间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大政府创新补贴力度并充分考虑溢出效应、融合政府激励和市场驱动以及营造支持成功创新的环境等4项政策建议。

乡村空间的清正

乡村空间生活对地方文化的守护和归属,其生活的形式由基本事实所塑造,其生存空间与自然物候条件和具体场地清澈而明晰的构造,是乡村建筑活动的本质性的空间义理,也是一种健康的生存文化能够得以建立的真实基础。乡村的自发营造是新的本土建筑文化的真正生发之地。

河南省城镇化驱动力机制研究初探

城镇化是当今社会极其重要的热点问题。作者首先对城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从城镇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推力与拉力分析、三大产业驱动分析、市场与政府作用分析以及城镇空间的自组织机制驱动分析四个角度对城镇化驱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以河南省为例构建其驱动力机制系统,指出释放城镇化内在潜力、寻求外部动力以促进河南省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

喇叭的“回归”:广播大喇叭与乡村治理耦合性分析——基于乡村疫情防控观察

作为广播媒介的大喇叭,在此次乡村疫情联防联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退隐乡村空间多年的大喇叭媒介再次回归,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大喇叭这一媒介形式在我国乡村社会空间中经历了繁荣—衰落—回归的历程,并且直到21世纪,大喇叭才真正拥有了乡村治理的功能。随着乡村社会趋向“空心化”,大喇叭逐渐承担起信息解释和政策下沉的作用,同时在播送内容上也拥有了更为制度化的安排,另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大喇叭新的生机。大喇叭在基层治理中传递信息、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帮助规范的基层治理部门塑造了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二次补强效应又进一步深化了乡村治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空间“空心化”所遗留下的信息混乱等问题。大喇叭通过参与乡村公共空间的重建,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互通性作用,促使形成了自我监督的“微自治”模式,也强化了乡民自治的主体性意识。

网络综合治理下的网民自律:内涵、动机与路径

我国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网民自律是重要组成部分。网民自律的内涵表现是网民在网络空间的价值认同与自我建构,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内在层面主要包含网络思想自律、网络道德自律,外在层面主要包含网络语言自律、网络行为自律。实现网民自律需要强化网民自律的动机选择,建构其内在的心理契约,并由此确定培育网民自律的路径选择。培育网民自律的路径主要包括:内外兼修(提升网民群体的网络素养)、以德润网(建设积极向上的网络文明)、依法治网(健全网络空间的法治体系)、利益驱动(强化网络空间的正向激励)以及监督管控(健全网络空间的监督体系)等。

社会组织参与贵州农村扶贫开发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贵州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其中社会组织在贵州农村扶贫开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社会组织在参与贵州农村扶贫开发中主要存在着许多困境,因此,国家和地方应大力培育扶贫导向型社会组织、优化社会政策环境、提高社团公信力和完善制度机制保障等方面予以能力提升,以期对新时期贵州农村扶贫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村民自治的空间拓展及其问题

一项政策的法律化并不意味着充分的制度化。在后发现代化背景下 ,中国的动员型政策过程拉大了“典型”与“一般”之间的距离 ,不同空间区位的差异以及潜在的利益格局使得制度化过程常常伴随着形式主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