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准生效合同责任承担的体系构造——《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2条评释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2条仅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这一层级法源设立的直接影响债权合同生效的报批手续,属于法律规定的特别生效要件。合同已成立未生效时产生形式拘束力,包括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的消极义务以及履行报批义务等积极义务。法定报批义务以及围绕报批义务的约定独立生效,属于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相对方有权采取请求继续履行报批义务的救济方式。第12条第1款在第一阶段新创设了一种法定解除权,“违反报批义务的赔偿责任”应仅限于固有利益的直接损失,而不应参照违反预约合同的赔偿范围。第2款在第二阶段的解除权符合《民法典》第563条要件,赔偿范围参照违约责任时需考察通过批准的难易度、报批义务人拒不报批的主观恶性程度以及整个交易的完成度和成熟度。第4款在第三阶段批准机关决定不予批准时无须规定解除权,报批义务人承担过错责任,依据《民法典》第157条考虑适用财产返还和折价补偿制度的替代效果。

论《合同编解释》对撤销权人的三重保护——以《合同编解释》第46条为中心

《合同编解释》第46条对债权人撤销权提供了三重保护,债权人可以在撤销权诉讼中同时请求相对人恢复原状或履行到期债务。这一规则使得撤销权诉讼可以兼具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性质,但法院裁判仍应以债权人的请求为限,而不得在债权人未请求时直接判决给付内容。基于撤销权诉讼判决的给付内容,债权人可以在获得其与债务人的诉讼生效法律文书时,向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并依撤销权诉讼中给付内容的性质可能需要适用有关代位执行的规定。在债务人具有多个债权人的场合,应当区分债权人是否获得撤销权中的给付判决,分别确定受偿规则。《合同编解释》第46条关于保全的规则并未突破一般诉讼保全规则,可从程序法上为撤销权人提供必要的保护。

基于医保政策目标的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履约考核理论框架构建

系统梳理国内政策文件资料,分析我国基本医保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政策目标演变,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履约考核目标,构建以政策目标实现为导向的考核维度框架。研究从契约管理和绩效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履约考核系统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履约考核系统理论模型,为指导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履约考核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执源治理视阈下民事调解自动履行贫困化的消解理路

司法实践中民事调解自动履行率低、进入强制执行比例高的现象揭示出民事调解自动履行贫困化问题,也是诉源治理效果未能有效延伸到执源治理的集中体现。基于民事调解的契约属性,以关系契约、心理契约及智能合约为支点,形构“依约基础—守约中心—履约趋势”契约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消解自动履行贫困化的实现路径:第一,强化当事人自治与优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形成客观依约的关系契约的显性消解;第二,采用治疗型调解模式,完善调解信用机制,塑造主动守约的心理契约的隐性消解;第三,嵌入智能合约,实现调解的自主履行与自动执行的履约趋势的技治消解。由此,进一步提出执源治理观,从源头减少执行的案件数量,从根本降低进入执行的案件比例,实现诉源治理与执源治理的协同共进。

区块链智能合约嵌入民事执行的正当基础及风险规制

区块链智能合约与民事执行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前者在高效率、低成本、公开透明等方面的功能优势完美契合了后者的价值追求;后者在执行承诺层面的应用结构为前者提供了现实空间。区块链智能合约借助执行承诺能够广泛嵌入民事执行领域,驱动民事执行智能化发展,保障执行操作合规,推动执行流程平稳衔接应用。但是,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嵌入也将不可避免地诱发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导致执行承诺偏移,“自动执行”加剧利益失衡,致使执行正当性减损;“算法权力”的膨胀不断弱化法官主体地位,使技术宰制下的执行可归责性日渐模糊。今后,有必要围绕人类理性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协同跟进,通过差异化责任矫正区块链智能合约机制下异化的民事执行系统秩序。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利用它实现企业的目标是学术界与企业管理者重视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已经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影响机理尚缺乏相关解释。本文以企业间交易活动为研究情景,通过运用AMOS 24.0对市场调研收集到的642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性地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对企业的合同执行、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合同执行与知识获取对其交易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同执行、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完全中介了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内容,能够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提供指导。

创新新颖度、契约制度质量与企业研发外包倾向

本文考察企业在从事具有较高新颖度的创新项目时是否更倾向于实施研发外包。理论分析表明,随着创新项目新颖度的提高,研发外包的专业化分工收益上升,由不完全契约导致的风险下降,企业更倾向于将非核心研发活动外包,从而使自身更加专注于核心任务。利用世界银行创新跟踪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发现企业实施研发外包的概率随创新项目新颖度的提高而显著上升,无论从哪个初始新颖度跃升都是如此,契约制度改善对上述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应致力于促进技术交易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为研发外包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强制执行法律问题刍议

囿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的可执行性未作明确的规定,致使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能否对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加以强制执行不应一概而论。文章通过对民事执行、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保费、保单现金价值以及“介入权”规则的理论分析,结合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精神,认为对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财产权益部分可以强制执行,而涉人身权的部分则不宜强制执行。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的强制执行应对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债权人利益与被保险人利益、强制执行权与民事权利保障等议题加以考量,对于纯人身保障的人身保险合同财产性权益则应当豁免执行。

《民法典》视野下知识产权合同法律规定的意定主义强化趋势及其影响

《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合同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意定主义强化趋势,这是民法典体系融贯性要求使然,也是当代知识产权法理念、技术、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适应性,对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时代,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际,全面促进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发展。

智能合约技术自证与国家信用认证的耦合——以批量化解金融借贷纠纷为导向

区块链智能合约是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基础,实现合约“自动执行”的一种程序运行模式。由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可溯源、可编程、不可篡改特性,故区块链智能合约对网络赋强公证具有安全保障技术优势。基于金融借贷纠纷的社会特性,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在网络赋强公证中的合理嵌入或能更加高效地化解批量较大、金额较小、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金融借贷纠纷。故有必要从网络赋强公证的核心程序出发,将“债权文书公证阶段”和“申请赋予强制执行力阶段”有效衔接,探究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嵌入路径,构建合法合规合理的“智能合约-网络赋强公证一体化”基本范式,警惕技治主义下的单一技术自证,实现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自证与国家信用认证之双重保障。

基于声誉的私人契约执行机制

囚徒困境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要求一定的契约执行机制来促进合作行为。一般来说,契约执行机制可以分为基于声誉的私人执行机制和基于法律的公开执行机制。本文分析了契约的私人执行机制,认为其本质可以归结为基于重复博弈的双边与多边声誉机制和基于关联博弈的社会声誉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契约私人执行机制的制度基础,一是在交易域中形成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二是在社区博弈中形成的社区规范与文化。

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决定因素与生产效率——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3年初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合作的投资气氛调查项目提供的独特数据,首次较系统地实证检验了处于新兴与转轨经济时期的我国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决定因素,及其是否改善企业生产效率。结果发现,价格不确定性、政府对原材料供应行业的管制政策和契约实施强度等都会影响我国企业纵向一体化决策,且价格不确定性越高,政府对原材料供应行业采用规制政策,契约实施强度越弱,我国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相应越高,同时纵向一体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政策建议是发展与完善契约实施等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尽量实现专业化分工。

契约执行效率与垂直化结构

本文在Luigi Pascali[5]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不完全契约与垂直化结构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分地区分行业数据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契约执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契约要素密集度和物质资产专用性高的行业,契约执行效率与垂直一体化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契约执行效率对人力资产专用性行业的治理结构影响不大。

《劳动合同法》实施对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源经理的观点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全国近600家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调查,考察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合同期限、招聘、用人成本、解雇和经济补偿、用工灵活性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明显提高了劳动合同签订率,延长了劳动合同期限,增加了无固定期限合同数量;促使招聘和解雇决策更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人成本,限制了用工灵活性。这些影响因企业规模、所有制不同而存在差异。

契约执行效率与最优投资的主体差异

本文在Acemoglu和Pascali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垄断竞争模型,考察契约执行效率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契约密集度较大的行业,契约执行效率越高,企业的最优投资额越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分地区分行业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对民间投资、外商投资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对政府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

契约执行效率、融资成本与TFP增长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将企业和金融部门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引入增长模型,分析契约执行效率通过融资成本渠道对企业TFP增长率的影响机制,并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较高的契约执行效率会通过融资成本渠道提高企业TFP增长率,且该效应随企业资本依赖度和融资依赖度的上升而更为明显;第二,分地区看,由于边际效应递减,契约执行效率对中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比东西部地区更明显;第三,分行业看,契约执行效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TFP增长率的促进作用高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第四,分所有制看,私营企业从契约执行效率的改善中受益最大,而外资企业受益较小。

基于扎根理论的PPP项目履约绩效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扎根理论,通过文本资料收集与整理、访谈获取研究资料,运用NVivo 10软件对资料进行编码,最终得出PPP项目履约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方、社会资本方、公私双方合作3个主范畴。通过分析这3个主范畴对履约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管理启示:(1)政府应通过职能转换以及行政法治化不断完善政府治理;(2)社会资本应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注重科研创新,爱惜企业声誉;(3)政府应树立契约精神,以实现与社会资本的平等市场交易,并通过构建社会资本信誉平台扬优抑劣。

基于关系合同的外包服务商成本问题分析

通过构建外包活动的关系合同模型,对服务商成本与关系合同自执行特性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证明在不同合同模式之间的服务商成本增量是保持关系合同自执行特性的关键因素.根据这一发现可以避免依赖于服务商成本总量信息,而针对服务商成本增量来设计关系合同或者制定服务商选择策略,从而有效改进外包谈判和招标的效果.

批发价格契约下考虑公平关切的供应链协调及契约设计

本文将公平关切分为利己性和利他性两因子,在不同因子水平下研究了批发价格契约下供应链的协调及旁支付契约设计。发现虽然供应链仍不能协调,但是当零售商追求利他性的同时会促进利己性的实现,使零售商的最优决策更加接近系统最优;当零售商追求利己性时会达到损人不利己的效果使零售商的最优决策偏离系统最优,并添加算例进行了验证。同时,还发现公平关切因子与旁支付函数系数无关。

不完全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研究综述

市场的有效治理依赖于契约,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内含契约完全性假设,但现实中的契约大部分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契约的实施主要依赖于自我履约机制,而非传统范式所言的第三方强制,研究契约的自我实施机制对于深化契约治理的理论认识、优化经济主体的契约设计和提升市场治理效率有着重要意义。在介绍不完全契约与自我履约机制本质规定性的基础上,本文从资产专用性、激励、惩罚、声誉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不完全契约自我实施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文献梳理,在简述现有研究局限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扩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