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傲慢”与教育“偏见”:一个场域冲突的视角

厘清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是实现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基本前提,也是技术时代讲好教育故事的必然选择。历史地看,技术与教育的双向互动,呈现出“傲慢”与“偏见”的相互博弈,技术对教育大致经历了从“沉睡”到“觉醒”再到“扩张”的阶段性旅程,教育对技术则进行了从“无视”到“接纳”再到“迷失”的即时性回应。基于此,文章从场域冲突的视角,分析了技术“傲慢”与教育“偏见”的成因:“技术意向性”与“教育对象性”的结构冲突、“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的惯习冲突、“技术成事”与“教育成人”的权力冲突。由此,造成了主体性消解、创新性束缚、生命性遮蔽等问题。为更好促成两者的深度融合,需要在“载道于器”层面上把握技术辅助教育的功能定位,在“以道御器”层面上把握教育主导技术的育人核心,在“道器相长”层面上把握教育协同技术的相向而行。

作为STS方法与出路的人类学

STS (科学技术元勘)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分解看是一个学科群,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概言之,它是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的STS是从自然辩证法转型而来的,很多学者供职于哲学系。STS领域承继了西方哲学的某些气质,追求普遍性、绝对性、确定性,追求终极原因甚至唯一真理。现在的人类学则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前提,可以消解STS中的这些观念。在STS的学术史上,有些学者也曾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并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如SSK和科学实践哲学。然而,在STS尤其是科学哲学的学术范式中,普遍以文本为重中之重,忽视社会现实,更不关心个体的生命体验。人类学则以田野为基本方法,以田野为学术之基础。STS需要面对社会现实,可以从人类学中汲取观念和方法上的营养。博物学是STS领域的新范式,博物学与人类学在方法、理念和对象上,都存在交集。学科交汇是大势所趋,人类学与STS可以共生,相互建构。

理解中国共产党谦德的三重维度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理解中国共产党谦德的建构逻辑需基于三个维度: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仅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谦德的合理内核,还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谦虚品格的理论智慧;从历史逻辑而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视为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精神护堤,为持续开创历史伟业提供了精神动力,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从当代价值来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弘扬谦德,是贯彻发展群众史观的内在要求,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条件,是提高与时俱进能力的现实保障,是凝聚力量、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你值得拥有!消费者为何青睐傲慢的品牌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使用傲慢的个性展示品牌,通过强调品牌的优越感贬低他人的方式提升品牌形象。本研究探讨他人模仿与自恋水平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傲慢品牌的偏好及其影响机制。通过四个行为实验发现了消费者何时及为何偏好/回避傲慢品牌。实验1表明,他人的模仿行为显著提升了低自恋消费者对傲慢品牌的偏好。他人模仿与自恋水平对傲慢品牌偏好的交互作用被感知优越性所中介(实验2)。同时,不同的产品消费场景将调节以上影响效应。他人模仿和自恋水平对傲慢品牌偏好的影响主要针对被模仿物品属于公共场景消费的产品;对于私下消费的产品,他人模仿与自恋水平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实验3)。虽然傲慢品牌传递着高价值等积极信息,当高自恋消费者意识到模仿者选择的产品品牌地位高于自己时,基于对自卑信息的敏感性,高自恋消费者对傲慢品牌采取了回避态度(实验4)。本文丰富了关于模仿行为和自我认知方面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打造傲慢的品牌个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陕西咸阳唐唐从心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8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杨家村东南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为葬于景龙三年(709年)的唐从心夫妇合葬墓。唐从心系唐朝开国功臣唐俭之孙,但史料记载简略。该墓规模较大,墓葬形制特殊、壁画精美、出土遗物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唐从心墓志考

唐从心系唐开国功臣唐俭之孙,仕自高宗,逝于中宗,史料记述寥寥数语。其墓志的出土补充了史料空缺,基本勾勒出唐从心的仕宦经历和家庭姻亲。唐从心起于王府佐官,依凭翰墨与政治个性官任四朝。志文记述的生前仕途和考古指向的身后僭越,成为武后至睿宗乃至玄宗朝前期政治环境的映射和缩影。

论《奥赛罗》中伊阿古的神经症人格

文章用新精神分析学派卡伦·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从社会成因、神经症需求和防御策略三个方面分析《奥赛罗》中伊阿古的人格类型,旨在挖掘出社会制度与人格形成、人物悲剧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伊阿古的傲慢-报复型人格源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种族歧视、等级制度、宗教差异,以及伊阿古个人的出身、处境和心理失衡。伊阿古为满足自己控制和利用他人、获得他人信任、推卸所有责任的神经症需求,建立起假意的利他、投射和合理化的防御机制。解析伊阿古的神经症人格,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格类型与社会文化因素、人物悲剧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传承抑或僭越:电子体育对现代体育的影响

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探讨电子体育对现代体育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体育传承了现代体育的内核和格式塔,拓宽了现代体育的空间,但导致了身体边缘化和体育物质文化消减等问题。电子体育的发展壮大隐含着现代体育竞技中心主义向商业中心主义的转变,强化了体育中人的工具理性。电子体育在将来较长时间会表现为另类体育或反主流文化现象,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网络的高度普及,它可能成为主流体育的重要成员甚或僭越为霸权体育。

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失落与重建

当代大学生作为高校的教育主体,在文化传承和创新工作中发挥着主体作用。但随着世界多元文化和西方发达国家各种思潮的涌入,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受到了冲击,导致了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失落,在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文化自卑和文化自大两种不良倾向。因此,大学生应树立起文化自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主流文化,正确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以创新的姿态推动我国文化发展。

教育技术研究的思维僭越

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种倾向之间的争论,该文通过分析提出两种研究倾向的争论源于教育技术研究中的理论思维僭越与工程思维僭越。要解决这一争论,教育技术学科内部要具有自我意识,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者要专注于理论研究,产生新的教育技术知识,教育技术应用研究者要专注于工程,实现应用效果最大化。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做教育技术应用研究时,可以选择各种有利于工程目标实现的理论来综合应用,而非拿着某个单一的理论来做逻辑演绎和推导,二是在做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时,可以从各种教育技术应用中汲取理论素材,但不能完全沉溺于教育技术应用的经验之中,而是要确保所构建的理论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逻辑严密性。

明代丝绸服用的禁限与僭越

明代政府对丝绸的织造和服用有严格的禁限,从质料、色彩、图案和装饰手段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对各种僭越服用的现象规定相应的惩戒措施,以区分等级、辨明身份。明代中期之后,帝王多有厚赐,时时打破常规,对亲贵、重臣、外夷赐以逾级的高档丝绸,促成自上而下的奢侈之风。民间效仿上层,大量使用丝绸,服用风气在屡屡禁令与不断僭越的矛盾中渐趋混乱,导致明代晚期丝绸服用制度名存实亡。

信息技术对知识教学的僭越之思与破解之道

信息技术在给教学带来转型希望的同时,却常常使人忽视其潜藏的隐患。夸大的应用功能、单一的应用方式、智能接替教学活动和量化垄断教学评估,均反映出信息技术对知识教学的僭越,继而导致知识被技术异化、学生被技术拉偏、教师被技术取代的可能风险。知识的类型限度、信息技术的功能限度、师生的能力限度为信息化教学厘定适用范围。为防止知识教学被技术僭越,教育者应回归育人原点,重塑知识教学的“精神品格”;拓展应用方式,促进人技协同下的“和合共生”;匡正应用观念,寻求情境选择下的“技术具身”;锤炼应用能力,培育充满生命质感的“教学主体”;坚守技术伦理,共筑道德规约下的“善用立场”。

数字城市建设中的技术理性问题研究

数字城市建设是目前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对数字城市建设定位以及战略意义的认识不足,导致技术理性主导数字城市化建设工作的现象突出,带来较大的社会影响。在对技术理性僭越的批判的同时,数字城市建设应当重视人文文化建设,建立人文理念,重视培育市场需求与环境建设,稳步渐进,讲求实效,在应用中求发展,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明代丝绸饰金演变及其原因探析

饰金是明代丝绸装饰的重要方法,从制作工艺上可分为织金、刻金、金绣和销金。明代前后期的丝绸饰金面貌差异较大,在制作工艺、色彩搭配、使用对象上都有所体现。前期丝绸饰金面积较大,使用材料单一,后期开始转向金彩并用,万历年间形成了材料丰富、金彩交织的晚期风貌。在这个过程中,饰金丝绸生产比例上升,使用范围也从上层扩展到了民间。明代丝绸饰金受到奢侈世风、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其风格与使用的演变不仅体现着织绣工艺的进步,也反映了服用制度的变迁。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绝非单纯从文化角度来考虑文化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家的转化能力。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瓶颈性因素。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是要克服文化自负导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卑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为此,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重新整理国故,然后才能传承国粹,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时代化的创新。文化创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以塑造国家品格为目的。

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

病迹学是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以精神医学为基础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以杰出人物(特别是艺术家)为对象,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常性格、内心纠葛、病理过程和艺术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这种关系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创作活动和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往的病迹学文学研究过多拘泥于精神医学的范畴对作家的疾病史作资料性的分析,实际上它更需带有文学批评的自觉,运用其独特的视角更积极地参与对作品的审美和对作家全方位的解读。

《西部世界》:人类越权的隐喻

在众多科幻影视作品中,《西部世界》是非常富有哲理意味和隐喻的一部。这部以仿生人的觉醒及仿生人与其创造者人类的关系为主题的剧作,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都呈现出一种与西方古典时期人神关系的对应隐喻。对这种对应关系的梳理,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思考这部作品中涉及的人工智能的前景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从这种换位的对照中更好地去思考和认识人性,认识人类自身。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本然脱离

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僭越或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的僭越是主张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合而为一的必然结果。而从教育理论来源、逻辑基础、表现形态来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是本然脱离的,而这是教育理论联系教育实践的前提。

谦逊的理性:教育学应有的理论品格——关于教育理论原创的前提性思考

教育理论原创首先意味着教育学要成为自身。教育学缘何"殖民化"就逻辑地成为教育理论原创这一课题必需解答的问题。目前的教育学存在着一种狂妄的理性,没有区分教育学的实质研究对象和形式研究对象,成为一门没有限度的学科。其逻辑结果是移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分析框架、思维方式等,从而被殖民化。这是原创性教育理论缺失的前提性原因。教育理论原创的产生需要一种谦逊的理性,谦逊的理性规约下的教育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尊严。

制度的强化与意义的流失——以清代科举制度对儒学教育的影响为例

儒家学说、儒学教育、科举制度是维系清代皇权政治的重要措施。其中,儒家学说是清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学教育是传播儒学与培养儒学人才的途径,科举制度是选拔儒学人才的制度保障。在三者关系上,儒家学说是意义所在,居于主导地位;儒学教育承担传承儒学并培养儒学人才的职责,居于中心地位;科举制度是选拔儒学人才的制度保障,是维护意义与选拔人才的手段。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科举制度不断被强化,进而主宰了儒学和培养儒学人才的教育。结果使得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共同陷入被动:儒学的意义不断流失进而成为被质疑的对象,儒学教育非但不能推动社会变革甚至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而面临被改造的命运,科举制度则被认为是恶制而终被废止。